流动性陷阱
流动性陷阱的现代解释：
流动性滞存主要包括：⑴、居民和企业的现金窖藏；⑵、银行的存差。
银行的存差部分可以变为国债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国债部分可通过政府支出花出去，用于实体经济部门，而在中央行存款的部分则只能滞存于银行系统内。至于企业和居民的现金窖藏，则明显是流动性滞存。
窖藏还有另一种形式，就是当银行存差过大时，银行为减轻存款利息负担，会降低居民和企业在银行存款的利息率，进一步取消存款利息，甚至对存款收费。在银行不是通过贷款，而是直接通过存款来获益的情况下，就相当于存款者通过银行来窖藏现金，这与租用银行保险箱类似。这时，银行成了吸收资金的“黑洞”。真正的流动性陷阱就出现了。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一般是从利率下调刺激经济增长的效果来认识流动性陷阱的。按照货币—经济增长（包括负增）原理，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来改变利率。当货币供应量增加时（假定货币需求不变），资金的价格即利率就必然会下降，而利率下降可以刺激出口、国内投资和消费，由此带动整个经济的增长。如果利率已经降到最低水平，此时中央银行靠增加货币供应量再降低利率，人们也不会增加投资和消费，那么单靠货币政策就达不到刺激经济的目的，国民总支出水平已不再受利率下调的影响。经济学家把上述状况称为“流动性陷阱”。
根据凯恩斯的理论，人们对货币的需求由交易需求和投机需求组成。在流动性陷阱下，人们在低利率水平时仍愿意选择储蓄，而不愿投资和消费。此时，仅靠增加货币供应量就无法影响利率。如果当利率为零时，即便中央银行增加多少货币供应量，利率也不能降为负数，由此就必然出现流动性陷阱。另一方面，当利率为零时，货币和债券利率都为零时，由于持有货币比持有债券更便于交易，人们不愿意持有任何债券。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增加多少货币数量，也不能把人们手中的货币转换为债券，从而也就无法将债券的利率降低到零利率以下。因此，靠增加货币供应量不再能影响利率或收入，货币政策就处于对经济不起作用状态。
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为无穷大的情况。
在以利率为纵轴,货币量为横轴的平面座标图上,可以用货币需求曲线上与某一最低限度利率水平相对应的一段平行于横轴的曲线来描述流动性陷阱。出现这种情况，增加的货币供应量将完全被投机性货币需求吸收，不再会引起利率的下降和投资的增加。这是英国经济学家J.M.凯恩斯首先提出的，但将其命名为流动性陷阱的则是英国经济学家D.H.罗伯逊。凯恩斯认为，人们对货币的需求，同时受交易动机、谨慎动机和投机动机支配，就是说，它既是国民收入的函数，也是利率的函数。由于利率的不确定性将造成债券价格升降，人们便有机会在持有债券和持有货币之间进行选择。当市场利率降低（债券价格提高），且低于某种“安全水平”时，人们预期未来利率将上升（债券价格下跌），从而愿意多持有货币。反之，人们就会少持有货币而多购买债券。上述对持币动机及对货币需求的解释，实际上并未超出古典学派的视野。不同的是，凯恩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了一种特殊的情况,即当利率降至某种水准时,则根据上述理由，灵活偏好可能变成几乎是绝对的；这就是说，当利率降至该水准时,因利息收入太低,故几乎每人都宁愿持有现金，而不愿持有债务票据。此时金融当局对于利率即无力再加控制。他认为，金融当局对于市场利率，并不总能随心所欲地加以调节；利率降至某一水平之后，任何措施都不再能使它下降。这种无能为力的状况，恰如落入陷阱一样。
流动性陷阱的存在，意味着运用货币手段来解决经济萧条问题可能是无效的。这一结论动摇了古典学派的理论根基。因此，围绕流动性陷阱问题，西方经济学界争论很大。凯恩斯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美国经济学家J.托宾在其早期论文中，曾运用若干资料证明了流动性陷阱的存在，并明确得出货币政策不如财政政策有效的结论。然而，另两位美国经济学家M.布隆芬布雷纳和T.迈耶同样进行了实证研究，却得出流动性陷阱并不存在的结论。货币主义代表人物M.弗里德曼则持某种折衷态度。一方面，他否定有流动性陷阱存在；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市场利率不可能无限降低，因为人们需要以货币来替代其他金融资产的普遍愿望会使利率的下降有一个最低的限度。
从宏观上看，一个国家的经济陷入流动性陷阱主要有三个特点：
(1)整个宏观经济陷入严重的萧条之中，需求严重不足，居民个人自发性投资和消费大为减少，失业情况严重，单凭市场的调节显得力不从心。
(2)利率已经达到最低水平，名义利率水平大幅度下降，甚至为零或负利率，在极低的利率水平下，投资者对经济前景预期不佳，消费者对未来持悲观态度，这使得利率刺激投资和消费的杠杆作用失效。货币政策对名义利率的下调已经不能启动经济复苏，只能依靠财政政策，通过扩大政府支出、减税等手段来摆脱经济的萧条。
(3)货币需求利率弹性趋向无限大。
流动性陷阱在金融层面的第二个表现就是全部金融机构的存款以加速度的方式在增长，这推动了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快速上升。从去年9月份开始，全部存款的月度同比增速不断上升，从不到16％上升至今年8月份的18％强。从构成看，全部存款的快速增加主要归因于占比达到一半左右的居民储蓄存款的变化。去年9月份居民储蓄存款的增速不到15％，今年8月份已经超过了17％。由于存款是广义货币M2的主要构成，因此，同期M2也表现出加速增长的态势，增长速度由去年9月份的不到14％上升到今年8月份的17％强。
流动性陷阱在实体经济中的表现是国内需求开始下滑。在中国GDP的支出构成中，投资和消费占比一直在95％以上，其中，投资需求占比、即资本形成率具有典型的顺周期特征，而消费占比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处于下降态势。在1990至2000年的经济周期中，资本形成率自90年的35.2％一路上升到93年的43.5％，并在94和95年维持在40％以上的水平，此后即一路下降到2000年的36.4％。2001年，随着本轮经济周期的启动，资本形成率再次由不到39％上升到去年的近44％。今年，截至到8月份的投资累积同比增速依然达到27％强，但同去年上半年高达40％、甚至50％的增速相比，显然已经是强弩之末。如果进一步考虑石油价格和其他原材料、生产资料价格的大幅度攀升，实际投资增长率更是要低得多。
“钱”多的第一个原因是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根据新加坡市场非交割的人民币远期汇率(NDF)报价看，自1999年直至2002年10月份，市场一直预期人民币要贬值。随着本轮经济周期的启动逐渐明朗，汇率预期在2002年11月份发生了逆转。以三个月NDF为例，在2004年10月份之前，除少数时段，大部分时间的报价都在几百个基点的范畴。从04年11月份开始，升值预期突然增强，在今年2到4月份稍有缓解之后，报价都维持在1000、甚至接近于2000基点的水平，即市场始终预期未来3个月的升值率在1％到3％之间。如果以1年和5年的NDF报价看，则预期的升值幅度在5％到15％之间。
与强烈的升值预期相比，人民币资产与美元资产的收益率却相差不多，甚至高于后者。就短期流动性资产的收益而言，中国的银行间拆借利率只比美国联邦基金利率间低2％强；就中长期流动性资产的收益而言，中国的国债收益与美国的国债收益基本相同；就流动性较差的实体投资收益而言，中国的平均收益率至少维持在GDP增长率、即9％左右的水平，远高于美国。至于对中国房地产的投资，由于非居民购买住宅不受任何限制，由于投资房地产业的外资企业能够享受到与其他国外直接投资同样的税收优惠待遇，不仅收益率非常高，流动性也有保障。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着眼于短期的热钱，还是着眼于中长期投资的境外资金，都自然会对人民币资产趋之若骛，从而导致外汇占款的快速上升。由于外汇占款是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来源，在央行不完全对冲的情况下，广义货币必然随之增加。
“钱”多的第二个原因是居民总体的消费意愿下降、储蓄上升，而这同中国收入分配结构日趋不合理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国际上通用的衡量收入分配结构的指标、即基尼系数看，中国在1994年就已经超过了分配结构不合理的警界线，并且，还呈现日趋恶化的态势。在这种情况下，中、低收入群体虽然具有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但可支配收入相对减少；高收入群体尽管边际消费倾向较低，但收入增长却较快。这就导致总体的消费倾向逐渐下降，在统计上表现为国内消费需求占GDP的比重不断下滑。
收入分配不合理的最明显之处在于城乡收入差距拉大，以至于农村居民总体的消费占比下降。可以看到，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一直在下降，虽然城市居民消费占比在上升，但后者的上升幅度难以抵偿前者的下降幅度。收入分配结构的不合理同样体现于城镇家庭中，国家统计局城调队的数据显示，2003年城镇最高收入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困难户的10倍。从不同城镇家庭消费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看，困难户达到106％强，消费占比随收入增加逐次递减，直至最高收入户的不到67％。随着经济周期的下行，中等收入和低收入群体还将面对工薪收入相对减少的局面。收入分配结构的这种变化将使得整个经济的消费倾向进一步下降。实际上，城市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自2000年来就一直处于微弱下降的态势。
“钱”无处可用的主要原因除了起因于当前经济周期下滑的影响之外，主要就在于投、融资体制改革远未完成。就前者而言，从2004年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投资体制改革方案看，绝大多数项目依然要核准，而所谓“核准”，其与行政“审批”只是语境上的一点差异。这同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政府对民间投资的态度是:“你投资，他欢迎；你盈利，他收税；你犯法，他抓人；你破产，他同情。”[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