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性理论
但不同的经济学家对外部性给出了不同的定义。归结起来不外乎两类定义：一类是从外部性的产生主体角度来定义；另一类是从外部性的接受主体来定义。
前者如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的定义：“外部性是指那些生产或消费对其他团体强征了不可补偿的成本或给予了无需补偿的收益的情形。”后者如兰德尔的定义：外部性是用来表示“当一个行动的某些效益或成本不在决策者的考虑范围内的时候所产生的一些低效率现象；也就是某些效益被给予，或某些成本被强加给没有参加这一决策的人”。用数学语言来表述，所谓外部效应就是某经济主体的福利函数的自变量中包含了他人的行为，而该经济主体又没有向他人提供报酬或索取补偿。即： 这里，j 和k 是指不同的个人（或厂商），Fj表示j的福利函数，是指经济活动。这函数表明，只要某个经济主体Fj 的福利受到他自己所控制的经济活动Xi 的影响外，同时也受到另外一个人k 所控制的某一经济活动Xm 的影响，就存在外部效应。
上述两种不同的定义，本质上是一致的。即外部性是某个经济主体对另一个经济主体产生一种外部影响，而这种外部影响又不能通过市场价格进行买卖。这就是作者对外部性的定义。前述两类定义的差别在于考察的角度不同。大多数经济学文献是按照萨缪尔森的定义来理解的。
（一）外部性的影响效果
外部经济与外部不经济绝大多数经济学教科书都讲到，外部性可以分为外部经济（或称正外部经济效应、正外部性）和外部不经济（或称负外部经济效应、负外部性）。外部经济就是一些人的生产或消费使另一些人受益而又无法向后者收费的现象；外部不经济就是一些人的生产或消费使另一些人受损而前者无法补偿后者的现象。例如，私人花园的美景给过路人带来美的享受，但他不必付费，这样，私人花园的主人就给过路人产生了外部经济效果了。又如，隔壁邻居音响的音量开得太大影响了我的休眠，这时，隔壁邻居给我带来了外部不经济效果。
（二）外部性的产生领域
生产的外部性与消费的外部性生产的外部性就是由生产活动所导致的外部性，消费的外部性就是由消费行为所带来的外部性。以往经济理论重视的是生产领域的外部性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后，关于外部性理论的研究范围扩展至消费领域。从外部经济与外部不经济、生产的外部性与消费的外部性两种分类出发，可以把外部性进一步细分成生产的外部经济性、消费的外部经济性、生产的外部不经济性和消费的外部不经济性四种类型。
进一步进行细分，外部效应又可以分成八种类型：生产者对生产者的外部经济，如水果园园主与养蜂场场主的关系；生产者对消费者的外部经济，如花园式厂房对周围居民区居民的影响；消费者对生产者的外部经济，如居住环境的改善大大增加生产性投资；消费者对消费者的外部经济，如私人花园对过路人的影响；生产者对生产者的外部不经济，如上游的化工厂对下游渔场的污染；生产者对消费者的外部不经济，如建筑施工对夜间休息的居民的影响；消费者对生产者的外部不经济，如空调的噪声对隔壁牙医的看病带来的影响；消费者对消费者的外部不经济，如隔壁邻居放声高歌影响自己的休息。
现在的外部性问题已经不再局限于同一地区的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居民之间的纠纷，而是扩展到了区际之间、国际之间的大问题了，即：代内外部性的空间范围在扩大。同时，代际外部性问题日益突出，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资源枯竭、淡水短缺等，都已经危及到我们子孙后代的生存。第（1）期沈满洪，何灵巧：外部性的分类及外部性理论的演化
（四）产生外部性的前提条件
竞争条件下的外部性与垄断条件下的外部性鲍莫尔不仅对竞争条件下的外部性作了分析，还对垄断条件下的外部性作了考察，他认为竞争条件下的外部经济问题与垄断条件下的外部经济问题是不一样的。他举例道：“当一个厂商扩大规模将会提高工业中一切厂商的运输效率时，这种扩大如果由一个厂商单独去做可能没有利益，但如果该工业为一个人所独占，那就仍然会获得利益。”这就是说，竞争性部门中一个厂商的外部经济（或外部不经济），不一定就是垄断者的外部经济（或外部不经济）。
米德在他1962年发表的《竞争状态下的外部经济与不经济》一文中全面分析了在竞争条件下生产上的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绝大多数的外部性理论都是在完全竞争的假设下进行阐述的，因此，鲍莫尔对竞争条件下和垄断条件下的外部性问题作了系统分析十年后，米德仍然就竞争条件下的外部性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
稳定的外部性与不稳定的外部性关于外部性理论的文献绝大多数发表的是稳定的外部性。所谓稳定的外部性是指可以掌握的外部性，人们可以通过各种协调方式，使这种外部性内部化。
1978年，格林伍德与英吉纳发表了《不稳定的外部影响、责任规则与资源配置》一文，分析了不稳定的外部性。他们的分析方法是这样的：假定一个厂商对另一个厂商的影响是任意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厂商就会遇到风险，厂商在考虑最大化问题时，就要把外部性的分担和对自己的风险态度都估计在内。于是，究竟采取协商方式来解决还是采取合并方式来解决，这取决于厂商对于风险的预期。不稳定的外部性的另一种情况是科技成果的不确定性。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及其副作用的暴露需要一个潜伏期，往往会导致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也就是说，人类很有可能被科学技术所带来的巨大威力所蒙骗。例如，DDT的发明与使用。DDT于1874年由瑞士化学家米勒合成1938年米勒发现了它的广谱高效杀虫能力，对农业虫害和居家杀虫能够发挥神奇的作。1942年开始大量生产并实用化。因此，1948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奖给了米勒。这时，它所带来的是极大的正外部性。
但是，DDT是一种难降解的有毒化合物，长期使用会在环境及生物体内积累，造成环境污染。研究表明，长期使用DDT的地方，其农产品、水生动物、家畜、家禽体内都有DDT残留，进入人体后会积累在肝脏及脂肪组织内，产生慢性中毒。这时，它所带来的却是巨大的外部不经济效应。正因为如此，各国都已经禁止这种农药的使用。
（六）外部性的方向性
单向的外部性与交互的外部性在OECD编写的《环境管理中的经济手段》一书中提出了这一分类。
单向的外部性是指一方对另一方所带来的外部经济或外部不经济。例如化工厂从上游排放废水导致下游渔场鱼产量的减少，而下游的渔场既没有给上游的化工厂产生外部经济效果，也没有产生外部不经济效果，这时就称化工厂给渔场带来的单向的外部性。大量外部性属于单向外部性。
交互的外部性是指所有当事人都有权利接近某一资源并可以给彼此施加成本（通常发生在公有财产权下的资源上）。例如，所有国家都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损害，彼此之间都有外部不经济效应。这就属于交互的外部性。
交互的外部性的一个特例就是双向外部性。双向外部性是指两个经济主体彼此都存在外部性，主要的形式有三种：一是甲方和乙方相互之间的外部经济；二是甲方和乙方相互之间的外部不经济；三是甲方对乙方有外部经济效应而乙方对甲方有外部不经济效应，或者反之。例如，养蜂人与荔枝园园主之间的关系，蜜蜂要酿蜜，离不开花粉，也就是说荔枝园园主对养蜂人具有外部经济效果；相反，荔枝花开后要结果，离不开蜜蜂传授花粉，这时，养蜂人对荔枝园园主具有外部经济效果。当然，养蜂人与荔枝园园主之间给对方所带来的外部经济效果的大小是不一定相等的。如果两者正好相等，就说明外部经济效果相互抵消。如果两者不相等，说明有的经济主体从中占了便宜，有的经济主体从中吃亏了。
（七）外部性的根源
制度外部性与科技外部性新制度经济学丰富和发展了外部性理论，并把外部性、产权以及制度变迁联系起来，从而把外部性引入制度分析之中。朱中彬把这种外部性称为“制度外部性”。制度外部性主要有三方面的含义：
第一，制度是一种公共物品，本身极易产生外部性；
第二，在一种制度下存在、在另一种制度下无法获得的利益（或反之），这是制度变迁所带来的外部经济或外部不经济；
第三，在一定的制度安排下，由于禁止自愿谈判或自愿谈判的成本极高，经济个体得到的收益与其付出的成本不一致，从而存在着外部收益或外部成本。
我国谚语“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 就包含着制度外部性的意义。制度外部性实质上就是社会责任与权利的不对称。在改革过程中，制度外部性问题要解决的主要是如何在社会成员中分配制度变革所带来的新增利益的问题：一是 “搭便车”———即为改革付出努力的人不能获得相应的全部报酬；二是“牺牲者”———即在改革中某些人承担了别人应该承担的成本。前一种情况使改革缺乏动力，后一种情况使改革增加阻力。
科技外部性是一个尚未被人使用的概念，但客观上已经普遍存在。它大致包含如下几个方面：第一，科技成果是一种外部性很强的公共物品，如果没有有效的激励机制，就会导致这种产品的供给不足；第二，科技进步往往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项成果的推广应用能够为其他成果的研究、开发和应用开辟道路；第三，网络自身的系统性、网络内部信息流及物流的交互性和网络基础设施长期垄断性所导致的网络经济的外部性。
（一）第一块里程碑——马歇尔的“外部经济”理论
马歇尔是英国“剑桥学派”的创始人，是新古典经济学派的代表。马歇尔并没有明确提出外部性这一概念，但外部性概念源于马歇尔1890年发表的《经济学原理》中提出的“外部经济”概念。
在马歇尔看来，除了以往人们多次提出过的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三种生产要素外，还有一种要素，这种要素就是“工业组织”。工业组织的内容相当丰富，包括分工、机器的改良、有关产业的相对集中、大规模生产、以及企业管理。马歇尔用“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这一对概念，来说明第四类生产要素的变化如何能导致产量的增加。
马歇尔指出：“我们可把因任何一种货物的生产规模之扩大而发生的经济分为两类：第一是有赖于这工业的一般发达的经济；第二是有赖于从事这工业的个别企业的资源、组织和效率的经济。我们可称前者为外部经济，后者为内部经济。在本章中，我们主要是研究了内部经济；但现在我们要继续研究非常重要的外部经济，这种经济往往能因许多性质相似的小型企业集中在特定的地方 ———即通常所说的工业地区分布———而获得。”他还指出：“本篇的一般论断表明以下两点：第一，任何货物的总生产量之增加，一般会增大这样一个代表性企业的规模，因而就会增加它所有的内部经济；第二，总生产量的增加，常会增加它所获得的外部经济，因而使它能花费在比例上较以前为少的劳动和代价来制造货物。”“换言之，我们可以概括地说：自然在生产上所起的作用表现出报酬递减的倾向，而人类所起的作用则表现出报酬递增的倾向。报酬递减律可说明如下：劳动和资本的增加，一般导致组织的改进，而组织的改进增加劳动和资本的使用效率。”
从马歇尔的论述可见，所谓内部经济，是指由于企业内部的各种因素所导致的生产费用的节约，这些影响因素包括劳动者的工作热情、工作技能的提高、内部分工协作的完善、先进设备的采用、管理水平的提高和管理费用的减少等等。所谓外部经济，是指由于企业外部的各种因素所导致的生产费用的减少，这些影响因素包括企业离原材料供应地和产品销售市场远近、市场容量的大小、运输通讯的便利程度、其他相关企业的发展水平等等。实际上，马歇尔把企业内分工而带来的效率提高称作是内部经济，这就是在微观经济学中所讲的规模经济，即随着产量的扩大，长期平均成本的降低；而把企业间分工而导致的效率提高称作是外部经济，这就是在“温州模式”中普遍存在的块状经济的源泉。
马歇尔虽然并没有提出内部不经济和外部不经济概念，但从他对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的论述可以从逻辑上推出内部不经济和外部不经济概念及其含义。所谓内部不经济，是指由于企业内部的各种因素所导致的生产费用的增加。所谓外部不经济，是指由于企业外部的各种因素所导致的生产费用的增加。马歇尔以企业自身发展为问题研究的中心，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考察影响企业成本变化的各种因素，这种分析方法给经济学后继者提供了无限的想像空间。
首先，如上所述，有内部经济必然有内部不经济，有外部经济必然有外部不经济，从最简单的层面可以发展马歇尔的理论。
其次，马歇尔考察的外部经济是外部因素对本企业的影响，由此自然会想到本企业的行为如何会影响其他的企业的成本与收益。这一问题正是由著名的经济学家庇古来完成的。
第三，从企业内的内部分工和企业间的外部分工这种视角来考察企业成本变化，自然会让我们想到，科斯的《企业的性质》与《社会成本问题》这两篇重要文献是不是受到马歇尔思想的影响。
（二）第二块里程碑———庇古的“庇古税”理论
庇古是马歇尔的嫡传弟子，于1912年发表了《财富与福利》一书，后经修改充实，于1920年易名为《福利经济学》出版。这部著作是庇古的代表作，是西方经济学发展中第一部系统论述福利经济学问题的专著。因此，庇古被称为“福利经济学之父”。
庇古首次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系统地研究了外部性问题，在马歇尔提出的“外部经济”概念基础上扩充了“外部不经济”的概念和内容，将外部性问题的研究从外部因素对企业的影响效果转向企业或居民对其他企业或居民的影响效果。这种转变正好是与外部性的两类定义相对应的。
适当改变一下庇古所用的概念，外部性实际上就是边际私人成本与边际社会成本、边际私人收益与边际社会收益的不一致。在没有外部效应时，边际私人成本就是生产或消费一件物品所引起的全部成本。当存在负外部效应时，由于某一厂商的环境污染，导致另一厂商为了维持原有产量，必须增加诸如安装治污设施等所需的成本支出，这就是外部成本。边际私人成本与边际外部成本之和就是边际社会成本。当存在正外部效应时，企业决策所产生的收益并不是由本企业完全占有的，还存在外部收益。边际私人收益与边际外部收益之和就是边际外部收益。通过经济模型可以说明，存在外部经济效应时纯粹个人主义机制不能实现社会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庇古的“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概念是从马歇尔那里借用和引申来的，但是庇古赋予这两个概念的意义是不同于马歇尔的。马歇尔主要提到了“外部经济”这个概念，其含义是指企业在扩大生产规模时，因其外部的各种因素所导致的单位成本的降低。也就是说，马歇尔所指的是企业活动从外部受到影响，庇古所指的是企业活动对外部的影响。这两个问题看起来十分相似，其实所研究的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庇古已经对马歇尔的外部性理论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既然在边际私人收益与边际社会收益、边际私人成本与边际社会成本相背离的情况下，依靠自由竞争是不可能达到社会福利最大的。于是就应由政府采取适当的经济政策，消除这种背离。政府应采取的经济政策是：对边际私人成本小于边际社会成本的部门实施征税，即存在外部不经济效应时，向企业征税；对边际私人收益小于边际社会收益的部门实行奖励和津贴，即存在外部经济效应时，给企业以补贴。庇古认为，通过这种征税和补贴，就可以实现外部效应的内部化。这种政策建议后来被称为“庇古税”。
庇古税在经济活动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采用的“谁受益，谁投资”的政策、环境保护领域采用的“谁污染，谁治理”的政策，都是庇古理论的具体应用。目前，排污收费制度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环境保护的重要经济手段，其理论基础也是庇古税。
庇古理论也存在一些局限性
第一，庇古理论的前提是存在所谓的“社会福利函数”，政府是公共利益的天然代表者，并能自觉按公共利益对产生外部性的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然而，事实上，公共决策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第二，庇古税运用的前提是政府必须知道引起外部性和受它影响的所有个人的边际成本或收益，拥有与决定帕累托最优资源配置相关的所有信息，只有这样政府才能定出最优的税率和补贴。但是，现实中政府并不是万能的，它不可能拥有足够的信息，因此从理论上讲，庇古税是完美的，但实际的执行效果与预期存在相当大的偏差。
第三，政府干预本身也是要花费成本的。如果政府干预的成本支出大于外部性所造成的损失，从经济效率角度看消除外部性就不值得了。
第四，庇古税使用过程中可能出现寻租活动，会导致资源的浪费和资源配置的扭曲。
（三）第三块里程碑———科斯的“科斯定理”
科斯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人，因他“发现和澄清了交易费用和财产权对经济的制度结构和运行的意义”，荣获了1991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科斯获奖的成果在于两篇论文，其中之一就是《社会成本问题》。而《社会成本问题》的理论背景是“庇古税”长期以来，关于外部效应的内部化问题被庇古税理论所支配。在《社会成本问题》中，科斯多次提到庇古税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讲，科斯理论是在批判庇古理论的过程中形成的。科斯对庇古税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外部效应往往不是一方侵害另一方的单向问题，而具有相互性。例如化工厂与居民区之间的环境纠纷，在没有明确化工厂是否具有污染排放权的情况下，一旦化工厂排放废水就对它征收污染税，这是不严肃的事情。因为，也许建化工厂在前，建居民区在后。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化工厂拥有污染排放权。要限制化工厂排放废水，也许不是政府向化工厂征税，而是居民区向化工厂 “赎买”。
第二，在交易费用为零的情况下，庇古税根本没有必要。因为在这时，通过双方的自愿协商，就可以产生资源配置的最佳化结果。既然在产权明确界定的情况下，自愿协商同样可以达到最优污染水平，可以实现和庇古税一样的效果，那么政府又何必多管闲事呢？
第三，在交易费用不为零的情况下，解决外部效应的内部化问题要通过各种政策手段的成本——— 收益的权衡比较才能确定。也就是说，庇古税可能是有效的制度安排，也可能是低效的制度安排。
上述批判就构成所谓的科斯定理：如果交易费用为零，无论权利如何界定，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和自愿协商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如果交易费用不为零，制度安排与选择是重要的。这就是说，解决外部性问题可能可以用市场交易形式即自愿协商替代庇古税手段。
科斯定理进一步巩固了经济自由主义的根基，进一步强化了“市场是美好的”这一经济理念。并且将庇古理论纳入到自己的理论框架之中：在交易费用为零的情况下，解决外部性问题不需要 “庇古税”；在交易费用不为零的情况下，解决外部性问题的手段要根据成本———收益的总体比较，也许庇古方法是有效的，也许科斯方法是有效的。可见，科斯已经站在了巨人———庇古的肩膀之上。有的学者把科斯理论看作是对庇古理论的彻底否定，这是一种误解。实际上，科斯理论是对庇古理论的一种扬弃。
随着70年代环境问题的日益加剧，市场经济国家开始积极探索实现外部性内部化的具体途径，科斯理论随之而被投入到实际应用之中。在环境保护领域排污权交易制度就是科斯理论的一个具体运用。科斯理论的成功实践进一步表明，“市场失灵”并不是政府干预的充要条件，政府干预并不一定是解决“市场失灵”的惟一方法。
科斯理论也存在局限性
第一，在市场化程度不高的经济中，科斯理论不能发挥作用。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有的还留有明显的计划经济痕迹，有的还处于过渡经济状态，与真正的市场经济相比差距较大。例如，在上海市苏州河的治理过程中，美国专家不断推销他们的污染权交易制度，但试行下来效果不佳。
第二，自愿协商方式需要考虑交易费用问题。自愿协商是否可行，取决于交易费用的大小。如果交易费用高于社会净收益，那么，自愿协商就失去意义。在一个法制不健全、不讲信用的经济社会，交易费用必然十分庞大，这样，就大大限制了这种手段应用的可能，使得它不具备普遍的现实适用性。
第三，自愿协商成为可能的前提是产权是明确界定的。而事实上，像环境资源这样的公共物品产权往往难以界定或者界定成本很高，从而使得自愿协商失去前提。
任何一种理论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科斯理论也不例外。尽管如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科斯奠定了外部性理论发展进程中的第三块里程碑，而且其理论和实践意义远远不是局限于外部性问题，为经济学的研究开辟了十分广阔的空间。
在张五常的著作中把外部性概念说成是“模糊不清”的一个概念。他说：“如果外部性限于那些经济上很重要，但其行为权利没有清楚界定，因而并不在市场上交易的效应，那么它就非常模糊不清了。”“ 庇古似乎说，各种外部性互不相同，但对为何不同却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理由。模糊不清自此成了‘外部性’文献中的传统，而这个问题的性质却仍然不清楚。”“ 外部性似乎集中于不同的‘背离’情形，并忽视了牵涉的经济问题。‘外部性’的概念是模糊不清的，因为每一种行为都有效应；这个概念也容易引起混乱，因为各种分类和理论互不相同，随意性很大，且都是特例。由于这些原因，由‘外部性’概念而产生的各种理论就不可能是有用的。”
那么，为什么“外部性”文献会大量涌现呢？张五常归因于三个方面：一是缺乏签约权；二是合约存在但条款不全面；三是有些条款不知由于什么原因与一些边际等式不相符。因此张五常主张以合约理论取代外部性理论。张五常指出：“不管合约外效应的总值多大，只要在私人极大化条件下边际合约外效应的边际值为零，就能满足帕累托条件。因而，合约外效应的存在就本身来说，并不表示资源的错误配置，因此，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间的背离，除非被认为与采取行动的边际明确有关，否则并不能说明需要政府采取矫正性行动。”
张五常对外部性理论的批判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在产权没有明确界定的情况下谈外部性问题，这时，外部性概念是模糊不清的，到底是谁对谁产生外部性呢？
第二，之所以外部性概念模糊不清，是因为合约本身的不完全性或不完善性，之所以不完全或不完善是由于获取信息是需要支付成本的；
第三，既然外部性概念是模糊不清的，以合约理论取代外部性理论更加符合真实世界，在张五常看来，所有经济活动都可以看作是一种合约安排。
杨小凯、张永生在《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一书中也多次涉及对外部性概念的评价。在该书中他们指出：“张五常则认为，外部效果是没有意义的概念，问题的实质在交易费用。所谓外部效果，实质是界定产权的外生交易费用同不界定产权引起的内生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 外部性是没有意义的概念。以排污为例，外部性的程度是由界定排污权的费用（外生交易费用）和不界定排污权所造成的经济扭曲（内生交易费用）的两难折中决定的，市场上的自愿合约会自动找到社会最优的污染水平。”
综观杨小凯等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 ，他们对外部性理论的批判主要反映在下列几点意见上：
第一，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不同的产权安排都能导致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既然交易成本为零，就不存在外部性，或者说外部性概念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存在外部性也只是想像中的初始状态，由于自愿协商马上就会离开这一初始状态。
第二，有了交易费用概念就不需要外部性概念，传统的外部性问题实质是交易费用问题，即节省界定产权的外生交易费用与节省产权界定不清引起的内生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问题。
第三，应该用内生交易费用与外生交易费用来替代外部性概念，或者说把外部性内生化。杨小凯把所有经济问题的本质都看作是交易费用问题。在杨小凯等的新兴古典产权经济模型中就内生了外部效果。
那么，外部性概念到底有没有意义呢？马歇尔、庇古、科斯的外部性理论是在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张五常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和杨小凯等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也是来源于古典经济学。它们是同根同源，但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罢了。
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在多种经济用途之间进行合理配置的学问，研究重心是在给定稀缺程度下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运用了规模经济、外部性等概念，采用了边际分析等方法。
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继承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关注分工如何能够减少资源的稀缺程度，关注如何能够使一个国家更加富裕，运用专业化经济的概念，考虑各种交易费用的一般均衡，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如果把古典经济学看作是源头，那么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兴古典经济学只是从中演化出来的两大分支。它们有各自的概念、范畴、方法和理论体系，都对经济学作出了贡献，都有各自适用的范围，外部性概念适用于边际分析，而专业化概念适用于超边际分析，虽然超边际分析可能包容边际分析，但难以彻底否定外部性理论。
如果将超边际分析拔高比喻为物理学中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将边际分析比喻为物理学中的牛顿力学，那么，爱因斯坦也没有去彻底否定牛顿力学。在很多情况下，牛顿力学的运用更为简洁方便。
（1）遵循庇古的研究思想，对众多的外部不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些问题包括交通拥挤问题、石油和捕鱼区相互依赖的生产者的共同联营问题以及日益受人关注的环境污染问题。
（2）针对外部性（尤其是外在不经济）问题，提出了众多的“内在化”途径。除传统的政府干预方式外，1960年，科斯提出了明晰产权的思路。
（3）沿着马歇尔，尤其是杨格关于规模经济（动态的外部经济）的思路发展。1970年，齐普曼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了《规模的外在经济与竞争均衡》一文，再次继承了这一思想。1986年，芝加哥大学罗默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收益递增与长期增长》一文，首次系统地建立了一个具有外部性效应的竞争性动态均衡模型。总之，在上述经济学家及其追随者的努力下，外部性理论研究已成为现代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新热点。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