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融资
2、融资金额超过实际需求。从理论上说，投资需求与融资手段是一种辨证的关系，只有投资的必要性和融资的可能性相结合，才能产生较好的投资效果。然而，大多数上市公司通常按照政策所规定的上限进行再融资，而不是根据投资需求来测定融资额。上市公司把能筹集到尽可能多的资金作为选择再融资方式及制订发行方案的重要目标，其融资金额往往超过实际资金需求，从而造成了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及其他一些问题。
3、融资投向具有盲目性和不确定性。长期以来，上市公司普遍不注重对投资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致使募集资金投向变更频繁，投资项目的收益低下，拼凑项目圈钱的迹象十分明显。不少上市公司对投资项目缺乏充分研究，募集资金到位后不能按计划投入，造成了不同程度的资金闲置，有些不得不变更募资投向。据统计，以 2000年上半年上市、增发以及配股的公司为样本，至2000年底，在平均经历了半年以上的时间后，平均只投出了所募资金的46.15%，而从招股说明书中可以看出，多数企业投资项目的建设期在半年、一年左右，不少企业于是将资金购买国债，或存于银行，或参与新股配售，有相当多的企业因为要进行再融资，才不得不将前次募集资金“突击”使用完毕。由于不能按计划完成募资投入，为寻求中短期回报，上市公司纷纷展开委托理财业务。如此往复，上市公司通过再融资不但没有促进企业的正常发展，反而造成了资金使用偏离融资目的和低效使用等问题。
4、股利分配政策制订随意。无论是2001年度以前的轻现金分配现象，还是2001年度少部分公司所进行的大比例现金分红，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政策制订的随意性。上市公司并没有制定一个既保证企业正常发展又能给予投资者稳定回报的股利政策，管理层推出股利分配方案的随意性较强。股利政策制订没能结合上市公司长期发展战略，广大公众投资者也没能通过股利分配获得较高的股息回报。
5、融资效率低下。近年来，上市公司通过再融资后效益下降成为上市公司再融资最严重的问题。据不完全统计，在2000年进行配股及增发新股的 34家公司中，有26家在融资前后的年度净资产收益率下降，其中有13家配股公司2000年净利润大大低于上一年净利润，收益率提高的公司仅有8家，约占总调查数的四分之一。2001年度年报显示，在2000年及2001年初实施配股或增发的公司中，有30家公司发布亏损年报或预亏公告。上市公司融资效率低下，业绩滑波，使得投资者的投资意愿逐步减弱。这一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对上市公司本身及证券市场的发展都是极为不利的。
1、股权融资的实际资金成本较低。融资方式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融资成本的制约。股权融资的实际成本即为股利回报，对企业而言，现金股利为企业实际需要支付的资金成本。而中国证券市场在股利分配上长期存在重股票股利，轻现金股利的情况。在中国，由于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主要由大股东选出的董事会制定，股利分配政策成为管理层可以随意调控的砝码，因此外部股权融资的实际成本成为公司管理层可以控制的成本，相对于债券融资的利息回报的硬约束，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更愿意选择股利分配的软约束。这正是造成中国上市公司偏好股权融资方式的一个重要原因。
2、企业债券市场尚不成熟。企业债券市场的不成熟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法规滞后。目前债券发行的主要法规是1993年制订的《企业债券管理条例》，条例中规定企业债券的利率不得高于银行相同期限居民储蓄定期存款利率的40%。由于此规定，企业债券的利率即使按政策的高限发行，由于企业债券尚需交纳利息税，其实际收益也与国债相差无几，与国债的低风险相比，企业债券的收益对投资者无吸引力。二是企业债券上市的规模小。目前，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企业债券仅有10只，发债主体仅为六家特大型国有企业，还有许多发行债券的企业未在证券市场上市交易，债券的流通性不高。基于以上两方面的原因，就安全性、流通性、收益性三方面综合而言，投资者并不看好企业债券，使得这种在西方国家最重要的一种融资方式在目前中国的证券市场上尚处于襁褓之中。因此，上市公司只能更多地选择增发、配股等股权融资方式。
3、特殊的股权结构。统计数据显示，2001年底公众投资者的流通股所占的股权比重仅为34%左右，而国家股却占到47%的比重，其他非流通股份占到 19%的比重。从总体上看，国有股东在上市公司中处于绝对控股的地位，即使个别上市公司中国有股东只是处于相对控股地位，但由于公众投资者非常分散，致使在人数上占绝大多数的公众投资者也难以取得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公众投资者无法真正参与决策。在此情况下，管理层的决策并不代表大多数流通股东的权益，很大程度上只代表少数大股东的利益。由于再融资的溢价发行，通过融资老股东权益增长很快，对新股东而言是权益的摊薄。由于大股东通过股权融资可以获得额外的权益增长，因此拥有决策权的大股东进行股权融资的意愿极强。再者，部分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利用自己的控股地位在再融资后很快推出大比例现金分红方案，按照其所占股权比例取走的分红的大部分。
4、政策的导向作用。在核准制下，再融资条件更加严格，审核时间加长，上市公司希望一次筹集到尽可能多的现金。随着2001年新股发行管理办法的颁布，许多上市公司纷纷推出增发方案，掀起增发热潮。下半年由于市场原因，增发的核准难度加大，许多公司又转而采用配股及可转债方式；当年可转债发行办法出台以及监管部门对券商实行通道限制制度，可转债不占通道且不受融资间隔不低于一个会计年度的限制，使得众多公司在下半年推出可转债融资方式。2001 年3月颁布的《上市公司发行新股管理办法》中将上市公司分红派息作为再融资时的重点关注事项，当年证监会发布的《中国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关于上市公司新股发行审核工作的指导意见》中也提出应当关注公司上市以来最近三年历次分红派息情况，特别是现金分红占可分配利润的比例以及董事会对于不分配所陈述的理由，因此大多数上市公司从2001年度开始大范围进行现金分红。这些情况说明，政策规定对再融资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
现代资本结构理论认为，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顺序首先是内部股权融资（即留存收益），其次是债务融资，最后才是外部股权融资。中国上市公司实际融资顺序则表现为股权融资、短期债务融资、长期债务融资和内源融资，即中国上市公司的融资顺序与现代资本结构理论关于啄食顺序原则存在明显的冲突。事实上大多数上市公司一方面大多保持比国有企业要低得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但从实际上看，目前1000多家上市公司几乎没有任何一家会主动放弃其利用再次发行股票进行股权融资的机会。中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再融成本大大低于债权融资成本，是上市公司热衷于再融资的最主要原因。
二、公司治理结构
中国上市公司大多是国有企业通过增量发行改制上市，在治理结构方面仍有国有企业的烙印，具体表现为如下两个特征：（1）股权集中、一股独大。（2）国有股、法人股占绝对优势。由于沪深股市上市公司被大股东控制，大股东就可能利用市场的二元结构特点通过股权融资获取自身资产的大幅增值，而忽视甚至牺牲其他流通股东的利益。
三、考核制度
上市公司的管理目标应该是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但中国上市公司的管理及投资者衡量企业经营业绩，依然习惯以企业的税后利润指标作为主要依据，由于企业的税后利润指标只考核了企业间接融资中的债务成本，未能考核股本融资成本，即使考核，也总是很低。所以，公司总是厌恶债权融资而偏好股权融资。
四、盈利预期
统计结果表明，从1995～2001年，配股公司配股后的平均资产报酬率低于1年期银行贷款利率，而且有逐年下降趋势。1995年融资公司后两年的资产报酬率平均为7.46%，而且有25％的公司的资产报酬率低于4.65％，有50％的公司的资产报酬率低于7.38％；2000年配股公司后两年的资产报酬率平均为5.74%，而且有25％的公司的资产报酬率低于4.32％，有50％的公司的资产报酬率低于5.74％。如果企业采用债权融资，有近50％配股公司投资的利息前税前利润不足以支付银行贷款利息。进一步统计表明，公司配股后资产报酬率大幅度下降，平均下降幅度为3.19个百分点。
由于绝大部分公司再融资后盈利能力大幅度下滑，其资产报酬率低于银行贷款利率，使得大股东偏好股权融资。
五、其他因素
上市公司融资除受融资成本、公司治理结构影响外，还会受成长性、财务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上市公司未来盈利能力下降幅度越大，债权融资风险越大，上市公司股权融资越多；盈利水平越高，扩张余地越大，上市公司股权融资越多；企业规模越大，成长性越差，企业股权融资规模越小；企业自由现金越多，资金越充裕，企业股权融资意愿越弱。
上市公司杠杆比率越高，股权融资意愿越强，说明上市公司有利用股权融资降低杠杆比率，规避财务风险的倾向；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低，上市公司股权融资意愿越强，说明大股东越不能有效控制上市公司从上市公司正常经营中获利时，从股权融资中获利意愿越强烈。
从影响因素综合分析可见，虽然沪深股市上市公司偏好股权融资，但其决定是否股权融资仍受当前盈利水平、未来盈利预期、财务杠杆比率、企业成长性、自由现金比率等多种因素影响。可见上市公司作为追求一定经济效益的经济活动单位，一般影响企业融资和资本结构的因素还是会影响上市公司融资决策。[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