棘轮效应
定义：棘轮效应，又称制轮作用，是指人的消费习惯形成之后有不可逆性，即易于向上调整，而难于向下调整。尤其是在短期内消费是不可逆的，其习惯效应较大。这种习惯效应，使消费取决于相对收入，即相对于自己过去的高峰收入。
消费者易于随收入的提高增加消费，但不易于收入降低而减少消费，以致产生有正截距的短期消费函数。这种特点被称为棘轮效应。
实际上棘轮效应可以用宋代政治家和文学家司马光一句著名的话来概括：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这句话出自他写给儿子司马康的一封家书《训俭示康》中，除了“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著名论断，他还说：“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司马光秉承清白家风，不喜奢侈浪费，倡导俭朴为美，他写此家书的目的在于告诫儿子不可沾染纨绔之气，保持俭朴清廉的家庭传统。
诚然，棘轮效应是出于人的一种本性，人生而有欲，“饥而欲食，寒而欲暧”，这是人与生俱来的欲望。人有了欲望就会千方百计地寻求满足。
我们对于欲望既不能禁止，也不能放纵，对于过度的及至贪得无厌的奢求，必须加以节制。如果对自己的欲望不加限制的话，过度地放纵奢侈，没能培养俭仆的生活习惯，必然会使自古“富不过三代”之说就成了必然，就必然出现“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盗”的情况。
西方一些成功企业家虽家境富裕，但依然对子女要求极严，从不给孩子更多的零花钱，甚至寒暑假还让孩子四处打工。这些成功企业家并不是苛求子女能为自己多赚一点钱，而是希望子女懂得每一分钱的来之不易，懂得俭仆和自立。
这一点在比尔·盖茨的身上体现尤为明显。微软公司的创始人比尔·盖茨是世界首富，个人资产总额达460亿美元。但是他在巴黎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说，将要把自己的巨额遗产返还给社会，用于慈善事业，而只给三个子女继承区区几百万美金。
比尔·盖茨的慈善事业始于1993年秋天。当时，他和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梅琳达等人到非洲旅游，当地人民的极度贫困激起盖茨心灵的震颤。盖茨感慨之余，建立了9400万美元的基金会。
2000年1月，盖茨将原先的两个基金会合并，组成了“比尔与梅琳达基金会”。这一基金会由父亲老盖茨统领，目前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慈善基金会，总额高达240亿美元。老盖茨说，他的退休生活其乐无穷。他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挥霍”儿子赚来的财富上，把这些钱拿来捐赠给全球各地的医疗和教育计划。
盖茨认为，拥有很多不劳而获的财富，对于一个站在人生起跑点的子女来说并不是件好事，他觉得子女的人生和潜力应和出身的富贵和贫寒无关。比尔？盖茨称 ，他和妻子耳濡目染在健康、教育、研究等领域还存在着的很多不平等现象。因此，决定将自己的财产用于解除这样的不平等上。他还希望其他有钱人也能够将自己的财产回归社会、用于解决社会上存在的不平等。
“我们常以为癌细胞是不健康的细胞，其实不然，癌细胞是最健康、最有活力的，别的细胞虽然会分裂，但分裂会有止境。癌细胞的分裂永远不会停止。不断的分裂需要养分，但是人的养分有限，癌细胞的不断分裂最后将其它正常细胞的养分吸取得一乾二净。
因为太健康，所以我们吃得多。因为有钱，所以我们消耗掉大量能源。可是，地球上就这么多资源，我们用得多，其它人类就倒霉了。
百分之八十的资源，由百分之二十的人类消耗掉。如果全世界的人都像我们这样地吃远洋的鱼，全地球海里的鱼只够我们吃一天。如果，全世界的人都像我们一样地享受，地球上的资源能撑多久？”
存在着一个奇怪的悖论，那就是：虽然癌细胞无论对人体还是社会都造成巨大的负担，在我们的身边却到处充斥着一种尊崇“癌细胞”的文化，
那些如正常细胞一样进行次数有限的成长者，即使周围养分充足，仍会彼此联络，以决定是否自我限制。这些人被我们视为是一些无能无为的“弱者”，而那些与此相对的所谓“强者”，却像癌细胞一样缺乏正常细胞具有的抑制机制，会不顾周遭环境，无止尽的扩张和成长。他们一有机会就会脱离原有的环境，移转到其它地方发展新天地，他们挥霍着人类社会大部分的资源营养，并且一有机会就会攻击那些对社会进行必要调整的活动。
这样的“强者”中，无时无刻不生活在对资源的巨大浪费之中，却被尊为时代的英雄，最可悲的是，人们尊崇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对社会的贡献和付出，却是因为他们一掷千金的豪气、穷奢极侈的挥霍……
研究棘轮效应的负面作用，可以尽可能降低我们这个世界上“癌细胞”的数量，使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也更加稳定地发展。
由于和民生息息相关，物价上涨尤其是食品价格的上涨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相关政府部门也采取了很多措施来刺激生产和增加供应，以期平抑物价，相信食品价格会在不久的时间内回落。
但是仍然要警惕食品价格上涨的"棘轮效应"。狭义的棘轮效应是指即使收入水平下降，个人消费习惯也不会随之下降。即所谓的"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广义的棘轮效应是指经济活动中的不可逆性，就像前进中的"棘轮"一样很难逆转。
到时候可能出现的一个情况是，猪肉禽蛋等原材料价格下降了，但是相应的制成品如牛肉拉面、肯德基、方便面以及饭店的价格不会相应地下降。
这也与我们的生活经验相吻合，在居民的生活中，这种"能上不能下"的事件出现过多次，比如最近的一次是石油价格上涨，导致成品油价格大幅上涨，以及出租车打车价格的上涨，广州增加了一元钱的特别附加费，北京则将每公里的单价从1.2元和1.6元统一为2元/公里。但是在之后的国际油价下调过程中，这些价格并没有相应下调。
实际上，保持适度的通胀水平是一个经济体保持健康发展的标志，比如香港，经过几十年的经济发展，由于这种"棘轮效应"，物价水平也上升到了一碗面几十元的水准。但是这并没有引发社会问题，原因是人均居民收入同样获得了惊人的增长。
因此，更好的解决方法在于增加居民的收入，用疏导的方式来化解物价上涨的影响，对于居民来说，相对负担并没有增加，对于养殖户来说也有利可图。
棘轮效应(ratchet effects)一词最初来自对苏联式计划经济制度的研究。在计划体制下，企业的年度生产指标根据上年的实际生产不断调整，好的表现反而由此受到惩罚(因此，聪明的经理用隐瞒生产能力来对付计划当局)。这种标准随业绩上升的趋向被称为“棘轮效应”。其实，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经济、管理领域，当然也存在于项目管理过程中。下面，我们主要研究一下软件项目管理过程中的棘轮效应及其对策。
二、产生的原因
在软件开发过程中，如何评价开发人员的业绩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项目经理总是希望评价标准尽可能客观一些，因为评价标准越客观，对开发人员的努力水平的推断越准确，激励效果越明显。由于软件项目开发本身的信息不对称性，开发过程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确定因素，项目经理对开发人员的评价标准是逐渐完善的。即通常情况下，项目经理是将开发人员过去的业绩作为评价标准，并以此制定新的工作计划。然而，开发人员的水平参差不齐，努力程度也高低不一。比如说，有一个开发人员能力水平高或努力工作，提前完成了项目经理分配给他的任务；而另一个开发人员能力水平低或工作偷懒，结果没有按时完成任务。那么，项目经理有可能认为前者的工作量小，需要提高工作量；后者的工作量大，需要减少工作量。这时，“棘轮效应”出现了：作为理性的高水平或努力工作的开发人员，是不会选择继续努力工作的，因为他们清楚，越努力项目经理评价他的业绩标准越高，自身利益损失越大。
三、产生的三个必要条件
第一，项目经理和开发人员的合作具有长期性。在临时性的小型软件项目组中，由于开发周期很短，工作量小，开发人员的努力程度或水平差异没有明显的区别，项目经理也没有开发人员过去的业绩作为参考来评价其现在的业绩。或者在大型软件项目中，由于不同的技术支持需要，项目组常常从不同部门借调人员加入(完成工作后借调人员回原部门)。这部分人员具有很大的流动性，他们过去的业绩也不为项目经理所了解。在类似的情形下，“棘轮效应”是不会发生的。
第二，项目经理和开发人员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棘轮效应”发生的关键在于项目经理对如何看待开发人员的业绩，缺乏一个客观的评价标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关键又在于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项目经理想建立一个客观的评价业绩标准，但他不知道开发人员各自的真实水平和努力程度；项目组成员清楚自身的能力和努力状况，但很难让项目经理相信他所拥有的能力水平和努力程度是所有成员中最大的(因为项目经理倾向于相信自己的评价标准是客观公正的)。
第三，开发人员是“理性人”。所谓“理性人”，是指能充分理解自身利益所在，并能采取正确对策去最大化谋取自身利益的人。如果“理性人”的假设不成立，软件开发人员即使知道努力工作的后果是项目经理提高其业绩评价标准，他仍然会继续努力工作。此时，不存在“棘轮效应”。
四、相应的对策
我们可以在这里引入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工时研究与标准化。它不是简单地对每位开发人员完成一项任务作出时间上的统计，而是把一项任务分解成各种基本的步骤，并作测试，然后根据其合理性，重新进行安排，以寻求最佳开发方式。采用工时研究的好处是，通过任务的分解，去掉无用的步骤，可以对高水平的开发人员在软件开发过程中的每一个基本步骤进行观察，并记录下完成每个步骤所需的时间。在所记录的时间上，再加上不可避免的耽搁和停顿所需的百分比，所得到的时间就是完成这个基本步骤的标准时间。项目经理可以以此作为评价开发人员业绩的标准。有了这个标准，开发人员就不用担心自己的努力得不到承认，“棘轮效应”也就不会发生了。当然，由于软件开发本身所固有的特性，这个标准不可能是精确的，开发工具的选取、开发环境的好坏、业务需求的清晰与否、软件质量的高低，等等，都可能改变标准时间的结果。
加强项目经理与开发人员的沟通是克服两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重要途径。在缺乏信息的情况下，任何高明的项目经理都难以客观评价开发人员的业绩。我们建议，除了在开发实践中自发的交流，项目经理还应有意识地抽取一定时间，召集开发人员进行沟通，了解开发过程中的问题，制定下一步开发计划；开发人员应严格按照软件工程的要求，详细记录自己所做的每一步工作，实现开发过程文档化，并提交项目经理，使其能清楚地了解自己所做的工作。在沟通过程中应该注意：提高沟通的效率，只沟通必要的信息；排除个人之间的成见；改善沟通环境，避免外界环境的干扰；沟通之后，对沟通进行追踪，了解执行情况。
3.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
虽然项目经理和开发人员之间长期合作关系是“棘轮效应”产生的必要条件之一，但这种长期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就能弱化“棘轮效应”。在长期合作关系下，项目经理和开发人员都有足够的耐心来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一方面，根据大数定理，开发过程中的外生不确定性可以剔除，项目经理可以相对准确地从观测到的信息中推断开发人员的努力水平和能力高低，开发人员不可能用偷懒的办法提高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长期合作关系以保险的方式克服了项目经理和开发人员双方的风险，通过长期的合作，双方了解加深，项目经理不会坚持给努力工作或高水平的开发人员制定高标准(这样会打击他们的积极性)；而工作偷懒或低水平的开发人员也不可能永远滥竽充数。因此，在长期合作的项目组中，初期可能存在“棘轮效应”，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棘轮效应”将逐渐淡出。
4.采取有效的激励方法
消除“棘轮效应”的另一个途径是采取有效的激励方法，让所有开发人员都有积极性努力工作。莱瑟尔(Lazear,1979)证明，在长期的合作关系中，“工龄工资”制度可以遏制员工的偷懒行为。直观地讲，在工作的早期阶段支付的工资低于边际生产率，二者的差额等于一种“保证金”；当被发现偷懒时，偷懒者被开除，损失了保证金；因此，偷懒的成本增加，努力工作的积极性提高。当一个项目中所有的开发人员都努力工作时，所作出的成果分别反应了他们的真实状况，项目经理也比较容易从获得的这些信息中制定业绩评价标准。
5.引入相对业绩比较
另一个办法是使用他人的业绩，使开发人员业绩评价标准的建立不仅依赖于自己而且依赖于其他开发人员的业绩。即引入“相对业绩比较”。通过比较开发人员相互之间的业绩，反应出一定程度的各自努力水平，为制定相应的业绩评价标准提供依据。注意，“相对业绩比较”只适用于开发人员业绩相关的情况，此时它可以剔除更多的不确定因素从而使项目经理对开发人员努力水平的判断更为准确，既降低风险成本，又强化激励机制。在开发人员的业绩不相关时，参考价值不大，容易诱发项目经理的错误判断。
在建立客观的业绩评价标准时，保证充足的统计量作为参考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它直接影响到标准的准确性。 数据的主要来源应该是在软件开发过程中一点一滴的积累，而不是为制定标准临时杜撰的；其次也可以来自项目经理与开发人员之间的讨论总结；以及借鉴其他类似项目的历史数据。做好统计的关键在于开发人员要有良好的软件工程意识，理解做数据统计的意义；项目经理要鼓励并时刻督促开发人员完成这项工作，同时加强检查。
7.强调项目的整体利益
前面我们所提到的对策，都是从“理性人”的角度考虑的。现实中，人还有“道德”的一面，即所谓“道德人”。“道德人”是把项目的整体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即使明知努力工作会导致业绩评价标准提高的后果，只要对项目整体利益有益，他仍然会努力工作。因此，在一个软件项目开发过程中，项目经理要注重培养开发人员的团队意识，要树立整体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如果所有的开发人员都是“道德人”，每个人都自觉努力工作，显然会是一个双赢的局面，不存在“棘轮效应”。
五、小结
在软件开发中，项目需求方与项目承包方、部门主管与项目经理、项目经理与软件维护人员等等，都存在着“棘轮效应”。我们应该根据软件开发中各个领域的特点，研究出相应地管理方法，弱化“棘轮效应”。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七点对策，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
那么庞大的国企，一年弄到头，结果还是这个样子，看着都让人心里难受。从直接的原因看，产能过剩、缺乏核心竞争技术是国企亏损的重要原因：“缺乏核心竞争技术”的情形已经众所周知了，所以我国正拼命倡导“自主创新”；“产能过剩”体现在钢铁、电解铝等诸多投资过快增长的行业，这个我们耳朵也听出老茧了；可是蒸蒸日上的汽车行业，现在也产能过剩了：3月25日《每日经济新闻》报道说，国务院已通知“刹车”汽车产业；如果不对投资进行限制，“十一五”末汽车产能可达2000万辆左右，比实际需求多出一倍还多——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天文数字！
国务院也真够累的。这只有形的手，不停地指挥着给那个提速，比如要加快“自主创新”；又不停地指挥着让那个刹车，比如汽车业就甭投资了。可奇怪的是，任你弄得如何的累，国企总像扶不起的阿斗，景况是“处处亏损处处损”，日子是“年年难过年年过”。多少资源被计划的手配置在国企上？比如银行的贷款，总是先去填埋国企的无底洞，到最后弄成了“坏账”，在某个角落坏坏地瞧着你，让你一点脾气也没有。
国企亏损，大抵是进入了“棘轮效应”的怪圈，弄不好就是“不归路”。“棘轮效应”是公共经济学的一个概念，最初就是对苏联计划经济制度研究的一个结果；在计划体制下，企业生产指标总是只上不下，就像“棘轮”一样，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广义的“棘轮效应”，就是经济活动中某种行为惯性趋势的不可逆。国企正在处处体现“棘轮效应”，比如许多国企管理层薪酬畸高，只升不降，而且越来越高；比如国企腐败案越来越多，只增不减，成为了“内鬼”们潇洒犯罪的“重灾区”；比如国企改制使国资哗哗流失如不装阀门的自来水，甚至好一点的国企海外上市也成了国资大流失的通道，“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就指出，“1993年至2005年大中型国有企业在海外上市过程中，涉及的国有资产流失估计不少于600亿美元”(3月8日《第一财经日报》)……从宏观层面看，国企亏损也已然进入“棘轮效应”状态，被“棘轮”咬住后，国企成了一路亏下去的宝贝疙瘩；而更可怕的是，作为宝贝疙瘩的“宝贝”状态也有了“棘轮效应”，不管亏损得如何让人柔肠寸断，也要一直“宝贝”下去不回头。
国企无效益，原因在体制。国企的本质，还是“计划”二字，它是计划经济的产儿，即使用“宏观调控”四个字也难以取代“计划”二字的实质；一时发通知“提速”，一时发通知“刹车”，说穿了还是“有形的手”所使用的手段；如此这般，国企即使始终处于垄断保护的安乐窝里，也没有被计划调控好的可能，难以摆脱亏损的“棘轮效应”。其实，其他非国有企业同样面临着“产能过剩、缺核心技术”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不见得亏损这么大？世界经济历史已经无情地证明了：市场经济的无形之手才是现代经济的繁荣引擎。
国企亏得不轻，如何才能翻身？我们究竟要拿亏损上千亿的国企怎么办？仅仅在中观微观层面折腾所谓的“改革”是没什么终极效果的，我们必须回归最简单的常识，那就是在宏观层面“坚持改革不动摇”，而且是“坚持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不动摇”，不仅不动摇，还要大大加快脚步，让国企脱胎为真正的现代企业，否则，“棘轮效应”中的国企将永远让人郁闷下去。
第一批试点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已经尘埃落定，从最后的结果反观整个过程，人们似乎可以感觉到一种趋势的存在，那就是尽可能多的送股和支付现金并在改革过程中不断修正的方案容易通过，而态度强硬的则相反。这种思维如果在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不断膨胀，则很有可能在市场上形成“棘轮效应”：绩差公司都送那么多，绩优公司应该送更多。然而，我们应该看到这种“棘轮效应”的结果将是非常可怕的，它会扼杀“金牛类”公司而客观上支持了“瘦狗类”公司，从而整体上会降低市场的投资质量、恶化投资环境。
为了防止上述不利于市场改革、有损于投资人利益的“棘轮效应”发生，当然需要不断强化中介机构的职业判断能力。也就是说，中介机构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水平和职业能力，倡导科学的市场价值评估体系，从更公平的角度维护流通股东利益。
应该注意到，只有区别对待上市公司实际情况的对价方案才是防止“棘轮效应”出现的有效手段。从第一批试点公司的情况看，投资者似乎更喜欢获得股票对价，这反映出我国投资者确实具有了相当高的投资倾向。但是，采用送股的方式必然会稀释原来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随之而来的是控制权的稳定性有可能受到威胁。
《国资委关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在“国民经济基础性和支柱性行业中，要保证国有资本的控制力”，这意味着大型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采用送股的对价支付方式空间非常有限。同时这些公司的行业特征使得在国家信用保证下，公司的整体风险会最低，而任何控制权的转移只能带来公司经营的动荡并无助于业绩的提升。正是由于控制权的稳定、国家信用的保证，持续获利的行业特征更能彻底地得到体现。事实上，投资价值的保证对流通股东而言，相当于在低风险情况下获得了相对的高收益。因此，从投资的角度看，应该尽可能的维护控制权的稳定，强迫这样的公司高比例送股，无异于杀鸡取卵。
但这并不是说要剥夺流通股东的对价获取权。非流通股东获得流通权的同时要给流通股东以相应的承诺，诸如减持价格、时间、二级市场价格稳定机制等等。而且，非流通股东还要从技术上、制度上将承诺具体化、可操作化，保证不因为管理人员、当事人变更或突发事件的出现而使流通股东利益受损。
不良贷款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其衍生的“棘轮效应”。广义的“棘轮效应”，是指经济活动中某种行为惯性趋势的不可逆性。就像前进中的“棘轮”一样很难逆转。我国不良贷款问题的“棘轮效应”正在通过复制、传导、波及、扩散、感染和挤出机制，自动地放大自己，转嫁最终损失。
复制效应。2000年我国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不良贷款余额为27439亿元。剥离13939亿元后，余额为13500亿元，但截止到2004初年按四级分类为16967亿元，增加了3467亿元；按五级分类则高达19880亿元，增加了6380亿元。由此可见，形成不良贷款的机制仍然在惯性地催生不良贷款。这表明，国家采取剥离、注资、“双降”和一系列的监管措施及“道德劝告”的成效并不明显。
传递效应。由于隔离本身不能形成抑止创造不良贷款背后“道德风险”的约束机制，创造不良贷款的机制迅速传递到不良贷款剥离上。从2000年到2005年三次大规模的剥离都有趋同的特征：一是在呆滞类和可疑类中裹进事实呆账和事实损失类。财政部曾认为2000年剥离的不良贷款可回收4000亿元，由于呆滞贷款中事实呆账高达3987亿元，仅此一项就形成非处置损失1156.1亿元，不良贷款初始评估确值的安排也随之流于形式。随后的两次剥离，可疑类同样掺杂了大量的事实损失。二是从多层次的监管检查结果看，剥离前粗放处置，折分剥离、张冠李戴、擅自释放担保权、擅自出具破产意见、擅自豁免或打折、剥离期间放弃维权弄、重要凭证缺失、伪造或销毁凭证等问题开始逐渐暴露出来。剥离过程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不仅造成非处置损失，而且稀释了国家投入巨额清算资金的实效，增加了处置难度。“棘轮效应”在剥离过程中传导的原因是持续的宽容政策导致没有明确的“游戏规则”和彻查问责。
波及效应。通过剥离把形成巨额不良贷款责任事实上一笔勾销，带来的“豁免”惊喜，也鼓励了债务人转嫁债务危机的热情。债务人作为既得贷款受益人从中看到了新的免责机会。从理论上说，自1999年到2004年，企业和城镇居民的存款年均分别在以16.85％和13.78％的速度增长，偿债不是没有相应的支持空间，然而剥离前后，通过各种手段逃废债的现象则掀起了前所未有的高潮。据初步统计，2000年末，仅在工农中建交五行开户的改制企业62656户，经过金融债权管理机构认定的逃废债企业有32140户，占51.29％，逃废银行贷款本息1851亿元。
示范效应。创造不良贷款机构的治理模式是伴随着不良贷款一道剥离的，当创造不良贷款银行的治理模式复制到处置不良资产机构时，形成不良贷款的原因也必然就是处置不良资产出现问题的原因。国家审计署共抽查审计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的5544亿元不良金融资产，共查处各类违规、不规范问题和案件线索金额715.49亿元，问题发生率为12.9％但抽查的资产金额仅占四家公司处置金额的67.70％，仅占不良资产现持有额的17.63％。抽查的范围有限，基本没有涉及不正当行政干涉、债务人违约逃废债、法律环境以及公司治理的深层次问题。
挤出效应。巨额不良贷款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指导政策的屡屡失误。处置不良贷款指导政策规定的时间期限和激励约束不当，同样是造成不良贷款回收率持续走低和专业化处置尽快终结的挤出效应。处置不良资产除了依靠企业内生的偿债能力外，还需要有足够的市场吸收能力。从历年不良资产转让情况看，市场年均形成的吸收能力，与期望的回收率大相径庭。这是“更加市场化”的必然结局。其结果是使不良更加不良、专业化处置被加快挤出。因为在规定的处置期限内和考核机制的鞭策下，资产公司别无选择，只能尽快把不良资产转让出手，可是，大量的债权转手到社会不同利益群体后债权债务关系并没有了结，仍然处在悬浮状态。
扩散效应。棘轮效应还加剧了处置不良资产的边缘化倾向。在美国模式的影响下，原本是简单的债务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关系复杂化了。通过让渡利润空间转让资产，总体上并不是提高了资产变现率，而是降低了资产变现率，增加了国有资产的损失。国家审计署的现场审计已经揭示出：大量的不良资产虚假评估贬值，暗箱操作贬值、内外勾结贬值，低价回购贬值。转移到非专业化社会机构、企业、团体和个人手上的债权，再通过极不规范的方式转手牟利而且避开了处置监管，这不但无助于社会信用体系的重建，而且很大程度上给鲸吞国家利益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中国大规模的不良资产处置还刚刚拉开序幕，如果不能标本兼治综合治理不良贷款衍生的棘轮效应问题，当向下调整的周期出现时，“棘轮效应”的累积能量就会破坏性地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