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李嘉图
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是英国产业革命高潮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他继承和发展了斯密经济理论中的精华，使古典政治经济学达到了最高峰。是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完成者。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生于犹太人家庭，父亲为证券交易所经纪人。12岁到荷兰商业学校学习，14岁随父从事证券交易。1793年独立开展证券交易活 动，25岁时拥有200万英镑财产，随后钻研数学、物理学。1799年读亚当·斯密《国富论》后开始研究经济问题，参加了当时关于黄金价格和谷物法的讨论，1817年发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9年选为下议院议员。
李嘉图以边沁的功利主义为出发点，建立起了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分配论为中心的理论体系。他继承了斯密理论中的科学因素，坚持商品价值由生产中所耗费的劳动决定的原理，并批评了斯密价值论中的错误。他提出决定价值的劳动是社会必要劳动，决定商品价值的不仅有活劳动，还有投在生产资料中的劳动。他认为全部价值由劳动产生，并在3个阶级间分配：工资由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利润是工资以上的余额，地租是工资和利润以上的余额。由此说明了工资和利润、利润和地租的对立，从而实际上揭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对立。他还论述了货币流通量的规律、对外贸易中的比较成本学说等。但他 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永恒的，只注意经济范畴的数量关系，在方法论上又有形而上学的缺陷，因而不能在价值规律基础上说明资本和劳动的交换、等量资本获等量利 润等，这两大难题最终导致李嘉图理论体系的解体。他的理论达到资产阶级界限内的高峰，对后来的经济思想有重大影响。[1]
李嘉图出生于伦敦的一个犹太移民家庭，在十七个孩子中排行第三。14岁时，他跟随父亲进入伦敦证券交易所学习金融运作，为将来在股票和房地产市场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21岁时，李嘉图拒绝了家庭的正统犹太教信仰，与贵格会信徒普丽拉·安妮·威尔金森私奔，导致他与近亲疏远。很可能他的母亲从此再没有与他交谈过。差不多同时，他成为了一神论派信徒。
1799年的一次乡村度假里，他阅读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这是他第一次接触经济学，由此对这个学科产生了兴趣。37岁的时候他完成了第一篇经济学论文，10年后他在这一领域获得了极高的声誉。
李嘉图在证券交易所的工作使他非常富有，1814年42岁时便退休了。
1819年，李嘉图在英国议会上院购买了一个代表爱尔兰的席位。他占据这个席位直到去世。作为议员，李嘉图支持自由贸易和废除旨在保护英国国内农业的《谷物法》。
李嘉图的密友詹姆斯·穆勒对其政治雄心和经济学论文写作多加鼓励。其他知名友人包括马尔萨斯，他们常在协会里辩论诸如地主的社会角色之类的问题。他也是伦敦知识分子圈子里的成员，后来成为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俱乐部和国王俱乐部会员。
51岁那一年他在自己的庄园里去世。
大卫•李嘉图在赋税理论方面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关于赋税来源，根据劳动价值理论，大卫•李嘉图认为税收来自劳动产品的价值，税收的来源有两个方面：资本和收入。如果税收的征收使得人们增加生产或减少消费，那么税收来源于收入；如人们没有增加生产或减少消费，则税收是来源于资本。
关于税收原则，大卫•李嘉图认为社会的一切收入都应该征税，人们应该按自己的财力来负担税收，政府的税收只要负担合理，至于落在哪项收入上面是无关紧要的。为了公平地征收税收，应该建立以工资税、利润税和农产品税组成的税收制度。税收具有妨碍生产和耕种的通病，会给生产带来负担。因此，大卫•李嘉图认为最好的财政计划就是节流，最好的赋税就是税额最少的赋税。
关于赋税对经济的影响，大卫•李嘉图认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赋税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影响。大卫•李嘉图认为，税收不是来自资本，就是来自收入，因而从总体上看，税收不利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来自资本的赋税比来自收入的赋税对生产更有害。如果赋税落在资本上，人民原来决定用在生产性消费上的基金将会因此受到损失。李嘉图在阐述税收对经济的影响时，还指出赋税会造成利润率下降，从而导致资本转移的倾向。他还认为，如果征税不具有普遍性，对某些行业征收某种税，而对另一些行业不征税，同样会引起资本的转移。他认为，为了减轻赋税对生产的不利影响，就要避免对资本课税，而尽量征收弊病最小的均等收入税和奢侈品税。
第二、赋税对价格的影响。李嘉图认为课税往往使商品价格呈上升趋势，赋税可以改变商品间原来的价格比例关系。
第三、赋税对经济的其他影响。李嘉图认为，税收可以通过改变利润水平来影响产品供求；税收还可以通过改变国民的收入投向，变个人所得为政府收入，引导资源配置；税收可以通过减少资本，减少劳动的实际需求，从而减少工人的就业机会；税收可以通过出口退税，进口课税，发展对外贸易，促进本国经济发展。 [2]
李嘉图的经济学理论的基础是劳动价值论，这种理论是从斯密那里来的，但经过了一些改动，改动得越来越僵化了。
李嘉图的价值理论的核心就是下面一句话：“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其生产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根据这个理论，他认为，劳动的价值（工资）是一定社会中为维持工人生活并延续其后代通常所必需的生产资料决定的，而利润则决定于工资。在所有这些分析中，我们看不到供给与需求的作用，一切都是某种神秘的因素所决定的。
不过，聪明的李嘉图早就意识到了这种价值理论的内在矛盾，他自己曾经犯过嘀咕：“我不能克服这样的困难：在地窖里贮藏了三四年的酒，或最初在劳动方面花费了也许还不到2先令，后来却值100镑的橡树。”后来，人们用水与钻石来概括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所面临的“价值悖论”：水对人极端重要，是生命的支柱，但在通常情况下，价格却很低；而钻石是奢侈品，对于人的生存而言没有任何用处，通常情况下价格却很高，为什么？
李嘉图始终没有能够解决这个难题。到了1870年代，边际主义兴起，经济学家才能够解答这一问题。答案很简单：价值只能来自个体消费者的主观评估。我可能花了30年时间研究一种东西，但拿到市场上却没有一个消费者问津，那么，它就没有任何经济价值，不管我就这上面投入了多少劳动。商品和服务的价值是消费者评估的结果，商品和服务的相对价格是由消费者对这些产品的评估和欲望之水平和强度所决定的。
大卫•李嘉图继承和发展了亚当•斯密创立的劳动价值理论，并以此作为建立比较优势理论的理论基础。
在分析论述比较优势理论中，李嘉图赋予劳动以重要的地位，他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开宗明义就指出“一件商品的价值，或曰用以与之交换的任何其他商品的数量，取决于生产此件商品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进而，他也像斯密一样，将价值区分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指出“有用性不是衡量交换价值的标准”，认为“商品的交换价值以及决定商品交换价值的法则，即决定为了交换他种商品必须付出多少此种商品的规律，全然取决于在这些商品上所付出的相对劳动量”。
国际贸易中各方的利益全然系于国际市场上各类商品的交换价值，即相对价格水平。在李嘉图看来，一国国内各地区、各产业间资本、劳动等各类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是利润率均等化的根本原因。但国与国之间的要素流动则势必因各种原因而被强制性地打断，甚至完全不流动。由此，李嘉图断定，正是国际间的这种生产要素的不流动性，决定了“支配一个国家中商品相对价值的法则不能支配两个或更多国家间相互交换的商品的相对价值”。正好比“葡萄牙用多少葡萄酒来交换英国的毛呢，不是由各自生产上所用的劳动量决定的”一样。或者说，各类生产要素在国际间完全不流动，打断了国际间利润率均等化的进程，因而使一国能够比较稳定地保持在某种商品生产上的比较优势地位。
既然诸多原因决定了同一种商品在不同的国家其相对价值各异，那就给各国参与国际贸易获取贸易利益留下了可资利用的空间。然而此处的前提必须是各国都能找准自己同他国比较的有利之处，即确定它们各自的比较优势。
李嘉图认为，从长期来看，价格反映了生产成本，可称之为“自然价格”。自然价格中的人力成本，是劳动者维生所需的花费。如果工资反映人力成本的话，那么工资必须保持在可以维生的水平。然而，由于经济的发展，工资水平会高于勉强维生的水平。 相对工资——能购买的食物和必需品的数量。劳动者维持自身生活以及供养家庭的能力，不应取决于其工资的货币数量，而应取决于这笔货币所能购买的实物和必需品的数量，即货币的实际购买力。
李嘉图认为，实际工资的增加会导致实际利润的降低，因为货物销售的毛利可分为工资和净利两个部分。在论文《论利润》中他写道：“利润取决于工资的高低，工资取决于生活必需品的价格，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取决于食品的价格。”
一个与李嘉图有关的思想是“李嘉图等式”：在某种情况下一个政府应该如何支付其开销（即税收，发行债券或财政赤字）的选择对于经济没有影响。讽刺的是，尽管这个思想被冠以其大名，他本人似乎并不相信这个理论。
大卫•李嘉图继承和发展了亚当•斯密创立的劳动价值理论，并以此作为建立比较优势理论的理论基础。
在分析论述比较优势理论中，李嘉图赋予劳动以重要的地位，他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开宗明义就指出“一件商品的价值，或曰用以与之交换的任何其他商品的数量，取决于生产此件商品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进而，他也像斯密一样，将价值区分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指出“有用性不是衡量交换价值的标准”，认为“商品的交换价值以及决定商品交换价值的法则，即决定为了交换他种商品必须付出多少此种商品的规律，全然取决于在这些商品上所付出的相对劳动量”。
国际贸易中各方的利益全然系于国际市场上各类商品的交换价值，即相对价格水平。在李嘉图看来，一国国内各地区、各产业间资本、劳动等各类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是利润率均等化的根本原因。但国与国之间的要素流动则势必因各种原因而被强制性地打断，甚至完全不流动。由此，李嘉图断定，正是国际间的这种生产要素的不流动性，决定了“支配一个国家中商品相对价值的法则不能支配两个或更多国家间相互交换的商品的相对价值”。正好比“葡萄牙用多少葡萄酒来交换英国的毛呢，不是由各自生产上所用的劳动量决定的”一样。或者说，各类生产要素在国际间完全不流动，打断了国际间利润率均等化的进程，因而使一国能够比较稳定地保持在某种商品生产上的比较优势地位。
1815年，在有关《谷物法》存废的论战中，李嘉图发表了《论低价谷物对资本利润的影响》的小册子，要求允许谷物自由贸易，进口低价谷物，以降低工资，增加利润，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论低价谷物对资本利润的影响》的发表引起了一定的社会反响。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发表，使李嘉图成为一流经济学，并成为以他为核心的学术团体的宗师。这时，穆勒与李嘉图的关系发生了转变，由以李嘉图为学生和穆勒为教师的师生关系发展为以李嘉图为导师和以穆勒等人为信徒的门徒关系。穆勒就自称他和麦克库洛赫是李嘉图的两个而且是仅有的两个地地道道的信徒。为了传播李嘉图的思想，1821年，穆勒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一次系统阐述李嘉图的理论。
基于科学精神的学术批评也正是学术进步的重要力量。在李嘉图写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过程，不断与马尔萨斯商榷，在与马尔萨斯的不断论争改进自己的观点和写作；也正是通过与马尔萨斯的论争，李嘉图在其最后的著作《绝对价值和相对价值》中，对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分才取得明确的认识。
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集大成者，李嘉图的经济理论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分配理论为核心，强调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惟一源泉。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 上，李嘉图分析了地租、利润二者与工资之间的对立关系，考察了级差地租的两种形态，发现并确立了利润率的变化规律，提出了比较优势原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 论成为了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重要源泉，亦成为了西方经济学诸多流派的基石。
李嘉图坚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原理，强调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惟一源泉。他揭示了地租、利润二者与工资之间的对立关系，考察了级差地租的两种形态，发现了利润率的变化规律，并且概括了货币流通规律。李嘉图高度推崇自由贸易，提出了进行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原理。他大力倡导增加资本积累，促进经济发展，并坚信资本主义经济具有自我调节功能，预言资本主义不会发生普遍的经济危机。李嘉图的理论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李嘉图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奇葩”。
李嘉图以边沁的功利主义为出发点，建立起了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分配论为中心的理论体系。他继承了斯密理论中的科学因素，坚持商品价值由生产中所耗费的劳动决定的原理，并批评了斯密价值论中的错误。他提出决定价值的劳动是社会必要劳动，决定商品价值的不仅有活劳动，还有投在生产资料中的劳动。
他认为全部 价值由劳动产生，并在3个阶级间分配：工资由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利润是工资以上的余额，地租是工资和利润以上的余额。由此说明了工资和利润、利润和地租的对立，从而实际上揭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对立。
他还论述了货币流通量的规律、对外贸易中的比较成本学说等。但他 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永恒的，只注意经济范畴的数量关系，在方法论上又有形而上学的缺陷，因而不能在价值规律基础上说明资本和劳动的交换、等量资本获等量利 润等，这两大难题最终导致李嘉图理论体系的解体。他的理论达到资产阶级界限内的高峰，对后来的经济思想有重大影响。
在经济理论研究方面，大卫•李嘉图算得上是一位大器晚成的奇才。他27岁时才第一次读到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37岁发表他的第一篇经济学论文。随后就一发而不可收拾，在他14年短暂的学术生涯中，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著作、文章、笔记、书信、演说。其中，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最具盛名。
李嘉图的著作不像斯密那样结构严谨，行文没有斯密那样流畅，词句也不如斯密那样华美，但《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以更为精炼的理论架构，更加贴近现实的语言与例证，全面论述了他所生活的那个年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机制，使他成为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19世纪初叶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辟出专章，集中讨论了国际贸易问题，提出了著名的比较优势贸易理论（Comparative Advantage Theory）。
李嘉图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在斯密奠基的基础上正式建立起了古典经济学的大厦。他的劳动价值论在新古典兴起之后已经没有多大价值了，但他的比较优势理论对于自由贸易的贡献却是不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