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小年

个人简介
　　许小年博士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此前，自1999年以来，他一直担任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的董事总经理兼研究部主管。2002年许博士领导的研究小组被中国机构投资者评为中国本土经纪公司第一名。在此调查中，许博士本人也被评为最佳经济分析师。在进入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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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教授于 1997年至1998年任职美林证券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1996年，他在美国华盛顿的世界银行担任咨询师。1991年至1995年，许博士在美国马萨诸塞州Amherst学院担任助理教授，讲授经济学和金融市场学。1981年至1985年期间，他在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研究员。
　　许博士于1991年获得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学博士学位，1981年获得中国人民大学产业经济学硕士学位。1996年他荣获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奖”，以表彰他对中国资本市场的研究。许博士的研究领域包括：宏观经济学、金融学、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过渡经济以及中国经济改革。许博士是2005年度和2006年度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优秀教师奖获奖者。教育背景
　　* 1991 经济学博士 , 美国加州大学
　　* 1981 产业经济学硕士 , 人民大学研究领域
　　* 宏观经济学
　　* 金融学
　　* 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
　　* 转型经济
　　* 中国经济改革教学领域
　　* 金融学
　　* 经济学简历
　　1953年出生
　　1975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获电机工程学士学位
　　198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工业经济学硕士学位
　　1981年-1985年，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1991年毕业于加州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1991年-1995年，在美国马萨诸塞州Amherst学院担任助理教授
　　1996年，任世界银行咨询师
　　1997年-1998年，任美林证券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
　　1999年加盟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被聘为董事总经理、研究部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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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2月，许小年离开中金，加入到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任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当年4月，在被问及中欧是他的一个长期选择还是一个过渡时，许小年的回答是，“资本市场上有一个很知名的‘随机行走原理’，我也是‘随机行走’。”
　　2005年4月，成立仅数月的北京高华证券高调宣布任命许小年为研究部主管，常驻北京。2005年12月，许小年升任高华副董事长。然而，在此期间，许小年以其名义发表的研究报告仅寥寥数篇，这似乎已经注定了他的离开。
　　2006年11月初，许小年以顾问的身份加盟嘉实基金，同时继续在中欧担任教授。第一堂经济学课程
　　1969年，许小年16岁的时候，从北京来到延安，两天后他带着在这里染上的虱子以及吃惊的心情，向母亲写信详细描绘这里的情况：“人们衣衫褴褛，百分之八九十都是文盲，像我们在电影上看的解放前一样。”这次遭遇或许是他的第一堂经济学启蒙“课程”，他本能地问道：这么穷是为什么?得到的第一个答案是：“陕北农民太懒了，没有像大寨农民那么勤奋。毛主席让你们修梯田，你们不按毛主席的教导去做，所以你们这么穷。”
　　一直到80年代初，呼啸而至的中国农业农村改革，才给许小年们上了生动的经济学第一课。那时许小年已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学系就读研究生(1978级)。在农业改革短短两三年的时间里，票、证都取消了，生产力和经济效益立刻释放出来。这些变化给许小年“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日后许小年描述他当时的震惊时说：“过去我们一直思考(像延安这样的贫穷)出路到底在什么地方，就是想不通。原来这是思考解决不了的问题。”答案指向：市场化。职业经历
　　1981年获得中国人民大学产业经济学硕士学位，1991年获得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学博士学位。1999年-2004年曾任中国国际金融公司研究部董事总经理，此前，曾担任美林证券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以及世界银行咨询师。研究领域包括：宏观经济学、金融学、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过渡经济以及中国经济改革。荣誉及评论
　　曾获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许先生为人直率，敢为敢言，有评论说，他看似惊人的言论之下，隐藏着经济学家的独立精神和最朴实的市场经济原理。弃商从文
　　“在投资银行做了七八年了，时间太长了。”3月3日，在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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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希尔顿饭店的一间客房里，已正式从中金公司卸任的许小年向《中国企业家》杂志记者这样说了第一句话。他递过了自己的新名片：“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及金融学教授”。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就开始盛传许小年将离开中金，到2004年春节前后终于尘埃落定，许正式加盟总部设在上海的中欧。
　　此番“客访”北京，许小年的主要任务是为“中欧管理论坛暨2004年EMBA北京班招生咨询会”助阵。按照中欧在媒体上发布的广告，从2月28日起，许小年分别在大连、北京、青岛三地做题为《蓄势待发的中国金融改革》的主旨演讲。北京是许小年此行的第二站。
　　“形势变化太快了。最初定的题目是‘蓄势待发’的中国金融改革，演讲前我改成了‘箭在弦上’的中国金融改革，现在看来得用‘箭已离弦’的中国金融改革了。”在3月3日下午北京中国大饭店举行的“中欧管理论坛”上，许以这样的开场白一下子调动起了中欧“潜在学员”们的情绪。
　　“我知道，很多人是冲着许小年教授来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马遇生在推出许小年的“压轴演讲”之前如此表述。而从现场的气氛看，在经历过中金的风风雨雨之后，许小年的人气依然很旺。
　　“您从人民大学来到中金，然后今天又站在中欧讲台上，有一些什么体会和感悟？”在演讲结束后，一位大学生怀着崇敬的心情向许小年发问。
　　“对我们的大学生确实想说几句话。希望你们能好好研究一些问题，安安心心地在校园里面坐两年冷板凳，读两本书，学一点真东西，不要忙着去外面炒股票，不要忙着配个手机去做生意。不要那么浮躁。”此际，许小年对于做学问“不要那么浮躁”当有更深一层的感悟。观点
　　许小年否认了中国股市此轮行情是由于人民币升值而引起的说法。他认为，资产的估值和币值基本上没有关系，大多数投资者投入和支出，资产组合都是人民币，所以人民币升值不应该引起资产的重新调整重新配置。只有当投资者持有美元资产的时候，才会引起这样的调整。人民币升值会使外币资产持有者增加购买A股的意愿，但目前外币持有者都只有通过QFII和地下管道进来，数量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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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小年称，这些储蓄资金，应该是经过各种各样的渠道转化为实体投资。但是由于我们现有的金融结构所限，资金主要是流入了银行体系，而其他渠道要么不畅通，要么过于狭窄。在银行中积存了大量的资金，银行想放，无法全部放出去。所以就形成了银行体系内部的流动性过剩。银行感到压力很大，有着强大的贷款意愿。这个流动性过剩反映的问题，不是货币政策过于松宽，而是政策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所以流动性过剩是结构性的，是体制性的，而不是周期性的。
　　因此，要缓解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就要增加非银行资产供应，比如说房地产，比如说私人股本基金，比如说保险产品，比如说公司债券和股票一级市场发行。“房地产不仅不应该抑制，而且应该大力发展，加快房地产供应，而不是打压价格。如果这样的问题解决不了，资金仍然会大量挤压在银行体系里。”许小年称。博鳌亚洲论坛讲话
　　进入21世纪，征服自然的豪言壮语越来越少听到了，几十年前，那可是最流行的口号。君不见，“人类认识自然的目的是为了改造自然”，“喝令高山低头，河水让路”。最能体现人类自我意志崇拜的，莫过于“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人类的头脑膨胀始于工业革命，在此之前的几千年中，人类所能支配的力量仅限于自己的四肢所及、畜力、简单的风力和水力。在工业革命之后不到200年的时间里，人类就迅速地经过蒸汽、电力、化石燃料，进入到核子时代。现在单单是已造出来的核武器，就足以毁灭这个世界好几遍！
　　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和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令人类神魂颠倒，以为自己真的成了世界乃至宇宙的主宰，拥有按照自己意志改造自然的能力，为实现人类的目的，可以并且能够重新安排自然秩序。
　　大自然无情地报复了人类，当肺里充塞着污染的空气，肠胃中沉淀着重金属时，人类的头脑开始冷却，狂妄与无知逐渐消退，“保护自然”、“顺应自然”取代了“征服自然”，成为新世纪的时髦语言。
　　科学再发达，总有人类无法认识的事物。小到基本粒子，人们对其内部结构，至今莫衷一是；大到宇宙空间，每一新的发现都带出了更多无法回答的问题。最难把握的，是人类自身活动的后果。人类活动的规模越大，消耗的能量越多，对自然的冲击越强，其后果就越难预见。埃及建了阿斯旺大坝，谁料到沃野千里的尼罗河三角洲因此变成了盐碱滩？世界各国竞相实现工业化之时，谁会想到今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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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变暖？
　　科学不能说明的，留给了哲学；哲学不能说明的，留给了宗教。世界上有很多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还有名不见经传的，在个人心中的信仰。宗教所共有的是对人类局限的承认，以及由此而生的敬畏之心，敬畏佛陀、真主、上帝，敬畏自然。人类不会停止认识自然，但目的不再是改造自然，而是顺应自然市场又何尝不是如此。
　　市场上有数亿的消费者，个人的收入和品味千差万别；市场上有数千万企业，每一家的资金、技术、产品各不相同。若想驾驭市场，一要掌握每个消费者和每个企业的信息，二要拥有控制每个消费者和每个企业的手段。再强大的政府也不敢声称拥有这样的能力吧，此事非人力所及，只能留给上帝，经济中的上帝就是市场。
　　为什么这个部那个局的还在忙着管这管那呢？忙升迁的业绩，高官才有厚禄，才有更多的租子可寻。当然，市场经济离不开政府，政府的职责是界定和保护产权，执行法律和法规，提供社会保障包括低收入阶层的生活保障，但这些正经事儿眼下只占衙门事务的一小部分。
　　管不了个体，难道不能管宏观吗？格林斯潘调控美国经济，曾被誉为几近完美。2000年科技泡沫破灭，01年“911”恐怖袭击，格老当机立断，大印钞票，于危机时刻，挽救了经济，挽救了小布什的共和党。欢呼声未落，多余的流动性进入了房地产市场，酿成战后最大的泡沫以及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我们去年货币政策的“适度松宽”，不亚于格老当年的放水，结果是楼市狂飙和CPI通胀。这两天又讨论“退出”，商量如何扑灭自己点燃的大火。折腾什么呢？
　　宏观调控的前提是准确预测经济走势，准确预见企业与个人对政策的反应。此事之难，超过估算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影响。自然是无意识的和被动的，人却是主观能动的。自然无可奈何地接受人类的破坏，人却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应对调控。科学家尚不能预见阿斯旺高坝的后果，格老的失算就是情理中的事了。毕竟央行行长也是凡夫俗子，他不是神。
　　面对市场的不可知，人要有敬畏之心，最好的政策是“清静无为”。“无为而无不为”。
　　人不会停止研究经济，目的不是驾驭市场，而是顺应市场。

关于房价

　　房价上涨的原因很简单，需求大于供给，或者供给小于需求。
　　影响需求的有长期因素，例如城镇化、婚龄人口的增加、收入的提高。城镇化和人口的变化缓慢，收入的增长大致与GDP同步，即每年8%到10%，这三个长期因素都很重要，但不能解释房价在短期内的暴涨。
　　决定需求的短期因素中，最重要的是货币供应。2009年广义货币M2增加了27.7%，同年名义GDP仅增长6.7%。用通俗但并不严格的话讲，实体经济不需要那么多钱，多余的20个百分点的钱去哪里了？楼市和股市。就像给病人输血，一旦超过了身体的需要，必然会在脸上、腿上、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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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起包来，经济学上称为“泡沫”。
　　多余的钱主要通过贷款进入楼市，不仅按揭容易借了，地产商的开发贷款不成问题，而且贷给工业企业的钱转化为企业的盈利和你的收入。收入增加了，“温饱而思淫欲”，淫欲必有居所，购房需求于是上升。请注意，增加的收入并不是企业和你创造的价值，而仅仅是央行印的一堆纸，经商业银行转交给了你。反正纸上印了毛主席的像，用它就可买100元的东西。随着贷款、钞票的泛滥成灾，地价、房价扶摇直上。
　　货币超发对购房需求的影响还有另一渠道，虽然是间接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直接效应，那就是通胀预期。发了这么多的票子，通胀是早晚的事，百姓为防储蓄贬值，纷纷提出存款，购买实物资产。能买到的实物资产除了黄金，就是房子，房价岂有不涨之理？
　　再看供给方。
　　对短期供给影响最大的有两件事，2007年的宏观紧缩和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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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的下降和资金链断裂的危险，地产商不得不缩小开发规模，导致09年的供应不足。谁也没有料到，09年的货币供应会在几个月内放出天量，而房地产开发却需要时间，供给不可能立即跟上。货币刺激的需求狂飙得不到满足，巨大的购买冲动全都宣泄到价格上。
　　有人说07年的宏观调控过急，力度过大，其实不然。早在05、06年，经济已有过热征兆，那时就应适当紧缩。决策层GDP挂帅，迟迟不动。到07-08年之交，眼看CPI通胀奔着两位数去了，才慌忙投下猛药，不料08下半年赶上金融危机，于是又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宏观调控之不靠谱，由此可见一斑。因这事并非本文主题，不在这里展开讨论。
　　楼市如同股市，需求越旺盛，卖家越是惜售。随着供应日趋紧张，开发商被拎出来当靶子，就像“看病贵”被归咎于医生收红包一样。开发商为何捂盘？道理和农民在歉收年囤粮完全相同——预期价格还会涨。为什么看涨？开发商算准了，在通胀的压力下，买房子是居民储蓄保值的最佳方法。这就又回到了货币超发和通胀预期，通胀预期一方面刺激了需求，另一方面减少了供给。
　　决定房地产长期供给的最重要因素，当然是土地。在现行政策下，土地供应已被封顶，“18亿亩”农地的红线成了名符其实的高压线，不能碰。若死守这条红线，可开发的土地就会越来越少，而人只会越来越多，居民自然想到，“房产永远是稀缺资源”。在这条红线下，地产商忙着囤地，因为“土地将永远是稀缺资源”，日渐稀少的土地等于给房价上了保险。买方、卖方都看涨的后果是什么？房价没有最高，只有更高。
　　需求和供给分析清楚了，平抑房价的办法也就有了，无非是抑制需求和增加供给，而调节供需的关键是改变市场参与者的预期。
　　城镇化、人口和收入所引发的需求是自然的和健康的，不必调控，治理的重点是滥发货币造出来的虚假需求。既然是货币惹的祸，“解铃还需系铃人”，央行收紧银根就是了。银根一收，不仅贷款少了，而且通胀预期下降，居民买房保值的动机减弱，需求进一步降低。
　　当需求疲软时，开发商就要考虑停止捂盘，增加供应，因为明年的价格可能比今年低。如果政府这时再宣布放弃“18亿亩红线”，增加土地供应，未来房价走低的可能性大增，就可以改变买、卖双方的价格预期，从而改变买、卖双方今天的行为。居民不再着急购买，地产商却急着开发和出售，房价调头向下。
　　小结一下，平抑房价的政策是收紧货币供应和放开土地供应。现在的政策是放开货币供应和收紧土地供应，整个搞反了，不出乱子才怪呢。

关于结构性问题

　　现在这样的结构性现在采取措施马上就可以见效，比如说国内经济结构本来就是投资过重，去年9万多亿的银行贷款、再加上财政资金，大部分又进了投资，使经济结构失衡，进一步恶化，应该是采取措施去刺激民间的消费，民间的消费可以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比如说减税，比如说财政有钱，可以放到社保里去，中国老百姓为什么不消费？因为他怕将来没有保障，说明我们的公共服务没有到位，财政有钱，把那钱放到社保里去，把老百姓的储蓄释放出来，可以变成消费，立竿见影，短期都能够起到效果，没有必要靠政府花钱去拉动投资，拉动投资的结果是到处的产能过剩，而这些产能过剩将来必然会转换成坏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