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转移过程模型
知识转移过程模型的提出
1992年,学者Attewell在评论Shannon—Weaver信息传递模型时指出该模型过于简陋,因为“知识大部分都是惰性的,知识转移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信号发射——接受行为,更是一个重建的过程”。为此,Szulanski提出知识转移过程模型,并将知识从源单元到接受单元的转移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初始阶段(Initiation),指源单元识别可以满足对方要求的知识;实施阶段(Implementa—tion),指双方建立适合知识转移的渠道,同时源单元对拟转移的知识进行调整以适应接受单元的需要;调整阶段(Ramp—up),指接受单元对知识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情境;整合阶段(Integration),指接受单元对知识进行制度化并成为自身知识的一部分。不仅如此,各阶段之间还有明确的里程碑式的界限,如下图所示。
tp://wiki.mbalib.com/w/images/4/40/%E8%BD%AC%E7%A7%BB2.jpg" alt="Image:转移2.jpg" width="700" height="161" longdesc="/wiki/Image:%E8%BD%AC%E7%A7%BB2.jpg">
基于知识转移过程模型的战略联盟反思
解读该模型分两部分进行。其前半部分表明,做出知识转移决定不是偶然的,而是需求动机导致的行为结果。知识转移不同于知识扩散(Knowledge Diffusion),它不是随机的而是有目的、有计划的知识共享。任何战略联盟的形成不是盲目的,而以双方有明确的知识转移需求为前提,目标模糊的战略联盟知识转移的有效性也较差,联盟成功率会受到影响。模型后半部分表明,知识转移是双方共同努力的过程。知识不断地从源单元经过调整、适应,最终成为接受单元的一项制度,是联盟各方在该项知识上的“势差”不断降低的过程。“势差”降低到零时,战略联盟中的知识转移以成功而结束。
当前加盟企业对该模型的前半部分把握良好,过半数加盟企业都有明确的知识转移意图,52.38%的加盟企业希望获得先进技术信息,61.90%的加盟企业希望获得互补性技术开发资源等。但更多的企业在战略联盟中对模型后半部分认识不足,并从以下两方面影响联盟成功率:
一是知识源单元对知识转移的主动性不足。由于联盟成员的知识结构在客观上存在差异性与分布的非均衡性,知识源单元对知识拥有信息不对称的垄断性,因此联盟中不论是加盟企业还是企业中的个人,都有充分的动机隐瞒个人知识。同企业内部知识转移不同,战略联盟中的知识转移缺乏行政命令和科层制管理手段来提高知识源单元的传递意愿,甚至出于知识产权保护等原因而弱化这种意愿。调查表明,8%的企业技术联盟以“保护核心技术”为主导性管理模式,这显然不利于知识转移;同时,43%的企业认为联盟中技术共享不充分。可见,提高战略联盟成功率对知识源单元提出的挑战是,如何在有限框架内提高知识转移的主动性。
二是知识接受单元自身知识消化能力和吸收能力欠缺。模型表明,知识接受方并非被动等待知识来临,而需要发挥自身能力将知识内化。战略联盟是否成功应该以企业能够将对方的知识演化为本企业的日常制度为衡量标准,即Szulanski所说的“在新环境下,重建和维护一套程序和规则”。但当前部分企业对战略联盟定位不准确,40%的企业在战略联盟中有机会主义行为,甚至存在又一种“等、靠、要”心理,希望仅仅通过联盟获得突破性发展,这在政府主导型联盟中表现尤为突出。
知识转移过程模型对战略联盟的启示
Senge将知识共享定义为协助他人发展有效行动能力的行为活动。战略联盟中知识转移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包括知识源单元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制定符合双方特点的知识转移方案。但是,联盟毕竟是竞争性的合作。尼考拉斯·莱斯切尔(1999)指出,合作不是出于道德奉献,不是出于对别人的幸福和福利的关心,而是出于对自我利益的慎重考虑。因此,单从口头上要求知识源单位提高知识转移意愿、助推知识转移是很苍白无力的,而需要切实的联盟效益来引导。
建立联盟双方信任机制是提高知识源单元知识转移意愿的重要中介变量。当前42%的企业反映“成员相互信任不够”成为阻碍联盟顺利发展的关键问题,40%的企业在联盟中有机会主义行为。由此可见,信任缺失是导致联盟高失败率的重要原因。信任作为一种微妙的心理感知也需要管理手段介入。
首先,培养信任机制需要让企业成为选择联盟伙伴的主体。当前的政府主导型联盟中有很多企业并没有真正成为联盟决策主体,包括联盟伙伴的选择往往也是出于非市场因素。而企业只有在自主制定联盟方案时,才能不断增进双方了解和认识,充分认识双方互惠互利的机会,也有利于培养相互信任机制。在联盟运行中,知识源单位出于对自己选择负责,出于对对方稀缺性资源的向往,而自发地产生将自身知识资源转移到对方企业的意愿。调查中部分企业表示,当双方信息存在严重不对称时,在知识转移中他们很难做到针对接受方特点对知识进行处理,以增加知识转移助动力。因此,让企业成为联盟真正主体有利于规避今后联盟运行中的众多不合作行为,有利于消除知识势差。
其次,培养信任机制对联盟双方的领导者提出要求。根据社会交换理论,加盟企业的双方主管之间的信任在培养联盟成员之间的信任中扮演重要角色。主管信任除了可以像同事信任一样能产生资源交换意愿以外,双方企业的成员出于对各自主管的信任会移情到对对方企业的成员表现出可信行为,而产生间接资源交换意愿。
此外,值得指出的是,目前很多学者还借用了更多的知识转移模型对战略联盟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如日本的Nonaka等人提出的SECI模型就曾被多次运用。SECI模型对战略联盟的启示集中在它强调了隐性知识的重要性以及成功的隐性知识转移对整个战略联盟成功的影响作用。
1992年,学者Attewell在评论Shannon—Weaver信息传递模型时指出该模型过于简陋,因为“知识大部分都是惰性的,知识转移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信号发射——接受行为,更是一个重建的过程”。为此,Szulanski提出知识转移过程模型,并将知识从源单元到接受单元的转移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初始阶段(Initiation),指源单元识别可以满足对方要求的知识;实施阶段(Implementa—tion),指双方建立适合知识转移的渠道,同时源单元对拟转移的知识进行调整以适应接受单元的需要;调整阶段(Ramp—up),指接受单元对知识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情境;整合阶段(Integration),指接受单元对知识进行制度化并成为自身知识的一部分。不仅如此,各阶段之间还有明确的里程碑式的界限,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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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知识转移过程模型的战略联盟反思
解读该模型分两部分进行。其前半部分表明,做出知识转移决定不是偶然的,而是需求动机导致的行为结果。知识转移不同于知识扩散(Knowledge Diffusion),它不是随机的而是有目的、有计划的知识共享。任何战略联盟的形成不是盲目的,而以双方有明确的知识转移需求为前提,目标模糊的战略联盟知识转移的有效性也较差,联盟成功率会受到影响。模型后半部分表明,知识转移是双方共同努力的过程。知识不断地从源单元经过调整、适应,最终成为接受单元的一项制度,是联盟各方在该项知识上的“势差”不断降低的过程。“势差”降低到零时,战略联盟中的知识转移以成功而结束。
当前加盟企业对该模型的前半部分把握良好,过半数加盟企业都有明确的知识转移意图,52.38%的加盟企业希望获得先进技术信息,61.90%的加盟企业希望获得互补性技术开发资源等。但更多的企业在战略联盟中对模型后半部分认识不足,并从以下两方面影响联盟成功率:
一是知识源单元对知识转移的主动性不足。由于联盟成员的知识结构在客观上存在差异性与分布的非均衡性,知识源单元对知识拥有信息不对称的垄断性,因此联盟中不论是加盟企业还是企业中的个人,都有充分的动机隐瞒个人知识。同企业内部知识转移不同,战略联盟中的知识转移缺乏行政命令和科层制管理手段来提高知识源单元的传递意愿,甚至出于知识产权保护等原因而弱化这种意愿。调查表明,8%的企业技术联盟以“保护核心技术”为主导性管理模式,这显然不利于知识转移;同时,43%的企业认为联盟中技术共享不充分。可见,提高战略联盟成功率对知识源单元提出的挑战是,如何在有限框架内提高知识转移的主动性。
二是知识接受单元自身知识消化能力和吸收能力欠缺。模型表明,知识接受方并非被动等待知识来临,而需要发挥自身能力将知识内化。战略联盟是否成功应该以企业能够将对方的知识演化为本企业的日常制度为衡量标准,即Szulanski所说的“在新环境下,重建和维护一套程序和规则”。但当前部分企业对战略联盟定位不准确,40%的企业在战略联盟中有机会主义行为,甚至存在又一种“等、靠、要”心理,希望仅仅通过联盟获得突破性发展,这在政府主导型联盟中表现尤为突出。
知识转移过程模型对战略联盟的启示
Senge将知识共享定义为协助他人发展有效行动能力的行为活动。战略联盟中知识转移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包括知识源单元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制定符合双方特点的知识转移方案。但是,联盟毕竟是竞争性的合作。尼考拉斯·莱斯切尔(1999)指出,合作不是出于道德奉献,不是出于对别人的幸福和福利的关心,而是出于对自我利益的慎重考虑。因此,单从口头上要求知识源单位提高知识转移意愿、助推知识转移是很苍白无力的,而需要切实的联盟效益来引导。
建立联盟双方信任机制是提高知识源单元知识转移意愿的重要中介变量。当前42%的企业反映“成员相互信任不够”成为阻碍联盟顺利发展的关键问题,40%的企业在联盟中有机会主义行为。由此可见,信任缺失是导致联盟高失败率的重要原因。信任作为一种微妙的心理感知也需要管理手段介入。
首先,培养信任机制需要让企业成为选择联盟伙伴的主体。当前的政府主导型联盟中有很多企业并没有真正成为联盟决策主体,包括联盟伙伴的选择往往也是出于非市场因素。而企业只有在自主制定联盟方案时,才能不断增进双方了解和认识,充分认识双方互惠互利的机会,也有利于培养相互信任机制。在联盟运行中,知识源单位出于对自己选择负责,出于对对方稀缺性资源的向往,而自发地产生将自身知识资源转移到对方企业的意愿。调查中部分企业表示,当双方信息存在严重不对称时,在知识转移中他们很难做到针对接受方特点对知识进行处理,以增加知识转移助动力。因此,让企业成为联盟真正主体有利于规避今后联盟运行中的众多不合作行为,有利于消除知识势差。
其次,培养信任机制对联盟双方的领导者提出要求。根据社会交换理论,加盟企业的双方主管之间的信任在培养联盟成员之间的信任中扮演重要角色。主管信任除了可以像同事信任一样能产生资源交换意愿以外,双方企业的成员出于对各自主管的信任会移情到对对方企业的成员表现出可信行为,而产生间接资源交换意愿。
此外,值得指出的是,目前很多学者还借用了更多的知识转移模型对战略联盟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如日本的Nonaka等人提出的SECI模型就曾被多次运用。SECI模型对战略联盟的启示集中在它强调了隐性知识的重要性以及成功的隐性知识转移对整个战略联盟成功的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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