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
《时代》杂志是美国的一本新闻周刊。欧洲版（Time Europe，原名为Time Atlantic）1923年3月3日创刊于伦敦，涵盖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事件。亚洲版于香港岀版。加拿大版的总部位于多伦多。
曾经获得《时代》美国版封面人物的华人知名人物有何振梁，毛泽东，邓小平，李嘉诚，李登辉，杨振宁，张学友等。时代每年年底都会选出该年度的时代年度风云人物，是对该年最有影响力的人、事或物。
《时代》周刊的中国情缘
被公认为代表着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主流社会声音的美国《时代》周刊，在新年第三期隆重推出题为“中国世纪”的封面文章，让全世界都为之一振。其实，几十年来，《时代》一直以其独特的报道风格和对中国的特殊关注，而受到中国人的瞩目。自上世纪20年代初创刊以来，《时代》对中国的报道就没有间断过，而其创办者亨利·卢斯更是有着极为特殊的中国情结。
不遗余力声援中国抗日
亨利·卢斯1898年出生在中国山东省的登州（今蓬莱），其父是美国基督教会长老会派到中国的传教士。在中国，卢斯度过了14个春秋。后来，他违背父母的意愿返回美国。25岁时，从耶鲁大学毕业的卢斯创办了《时代》周刊，并迅速将其打造成美国三大时事性周刊之一。1930年和1936年，他又相继创办了影响世界的《财富》周刊和《生活》杂志。正因如此，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将卢斯称为“美国近代最有名望的7个人之一”。
特殊的成长经历让卢斯对中国始终保持着一种特殊的情结，他甚至认为，中国是自己除美国之外最热爱的国家。早在1924年9月8日，《时代》就将军阀吴佩孚列为封面人物，而这只是它关注中国的开始。童年的卢斯目睹了上世纪初中国的贫穷和战乱，对中国既爱又恨。长大后，他又坚信只有依靠美国方式才能帮助中国实现“富强”和“民主”。为此，他在美国利用手中的杂志，不遗余力地为中国摇旗呐喊。抗日战争初期，美国社会还深受“孤立主义”思潮的影响，卢斯却对中国报以同情，他向中国前线派遣了十多名战地记者，率先在《时代》上大量报道中国抗战。不过，这些报道都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和目的性——在大量报道、抨击日军暴行的同时，他还竭力树立蒋介石中国战时领袖的形象，以此获取美国公众的同情和政府的援助。为此，蒋介石、宋美龄接二连三成为《时代》封面人物，两人甚至在1938年被评为年度风云人物中的“风云夫妻”。国民党将领陈诚也登上过杂志封面。
可以说，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卢斯是真正关心中国的少数美国人之一。《时代》对中国大批量、轰炸式的报道，也确实对美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很多美国人通过《时代》了解到了抗战的中国，在舆论的压力下，美国政府和民间对中国的援助也迅速增加。
固守偏见歪曲新中国形象
如果说卢斯对中国的热爱，在客观上极大地支持了中国抗战，那么，他对蒋介石的偏爱就背离了他作为职业新闻人的初衷。
蒋介石的反共立场、基督教徒身份以及宋氏家族的背景，都使得卢斯将他视为美国式中国未来的希望，并在几十年间全力给予其舆论支持。其实，早在 1927年，时为北伐军总指挥的蒋介石就登上过《时代》封面。1932年，卢斯时隔20年回到中国，受到了蒋介石政府国宾般的接待，在此期间，他还迅速与宋氏家族结下了深厚的私交。当1943年宋美龄访美寻求援助时，卢斯则专门成立了“纽约公民欢迎蒋夫人筹备委员会”。据统计，在卢斯执掌《时代》的几十年间，蒋介石夫妇前后十几次登上封面，成了美国家喻户晓的“中国第一伉俪”。为了极力美化国民党的统治，卢斯对记者从中国发回的国民党腐败不堪、溃不成军，以及共产党深得民心的大量客观报道视而不见，却弄虚作假极力掩盖历史的真相。这种丧失了原则的偏爱，最终使卢斯在中美关系史上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美国的对华政策。1945年日本投降时，卢斯准备再次让蒋介石成为《时代》封面人物。当时，他的密友、《时代》驻华资深记者白修德（此人后来曾获普利策新闻奖）对此坚决反对。他致电卢斯说：“如果《时代》明确地、无条件地支持蒋介石的话，我们就没有对千百万美国读者尽到责任。”由于在这一问题上的严重分歧，二人最终分道扬镳。
国民党政府垮台后，抱着强烈反共心态的卢斯，开始极力扭曲新中国及其领导人的形象，为此，他自创过这样一句“名言”——“一个有用的谎言胜过有害的真相”。新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都先后登上过《时代》封面，但形象都遭到了恶意扭曲。曾有专家认为，《时代》的许多偏见，都成为了二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理论来源。即使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时代》对中国的报道，偏颇之处仍时时可见。不但渲染有关中国的负面报道，还对西藏、台湾以及中日关系等问题进行歪曲报道。
新世纪更加关注中国
《时代》的反华态度，直到卢斯晚年才有所转变。特别是在他1967年去世后，这种变化越来越大。在中美建交过程中，《时代》给予了充分关注，往日那种强烈的偏见也在淡化。1971年，当著名的“乒乓外交”启动时，该周刊就于当年4月26日刊登了一幅美国乒乓球运动员在长城上的合影。当年11月8 日，《时代》又将周恩来列为封面人物。1972年2月18日尼克松成功访华后，《时代》又在3月6日的封面上，设计了一个抽象的汉字“友”，将画面切割成四块，分别为尼克松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会面、参观长城以及观看歌舞演出的情景，明显体现出积极乐观的态度。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成功，中国开始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时代》对中国的关注随之进入到一个新时代。这种变化，最典型的体现在对中国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关注上。从1976年1月到1997年，邓小平至少７次成为《时代》封面人物，并且两度成为年度风云人物。迄今为止，能够两次当选该刊年度风云人物的，只有丘吉尔、艾森豪威尔等少数几位世界领导人。这一阶段，《时代》的报道范围也不再仅仅局限于对中国内政的关注，文体明星、普通中国人纷纷走入其视线。
步入新世纪，《时代》与中国的距离更加贴近了。2005年评选出的14位世界最有影响力人物中，就有中国海洋石油公司董事长傅成玉和著名演员章子怡。所有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时代》特殊的“中国情结”正走向一个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