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不要“恶”搞房价，把年轻人“赶”走了就难回来了

县城不要“恶”搞房价，把年轻人“赶”走了就难回来了

县城，在很多人的记忆里，也许已经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一条不宽的主要街道，悬挂着不多的岔道，街道两边低矮的门面房和陈旧的公共基础设施，以及走进岔道就满地垃圾，还有门口晒着各式各样的破旧东西，晾着刚刚倒过的马桶。

但是，这一切，可能只有在记忆里才能找到。今天的县城，这样的景象不可能再现，绝大多数城市已经变了模样，变成了现代化城市，所不同的是，与大城市相比，它们的规模还不大，人口还不多，没有大城市那样的拥堵和繁忙。而这，恰恰是许多居民希望看到的景象，也是生活在大城市的人羡慕的场景。

只是，这种美好的场景，在很多县城，也正在被打破，被越来越高的房价所破坏。原本安心于县城，安心于家乡建设和发展的年轻人，因为县城房价的过快上涨，开始选择离开县城，到大城市去拼杀，不仅让县城的容纳性越来越差，也让大城市的承受度越来越低。

殊不知，离开县城去大城市的年轻人，并不像当年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是顺应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是解决农村劳动力过于富余、城市劳动力十分紧张的问题，是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下的要素流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确实解决了城市劳动力短缺和农村劳动力富余的问题，解决了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问题，是中国从一穷二白走向富裕非常重要的方面。如果农村就业岗位充足、城市不缺劳动力，农村劳动力也不可能如此规模地向城市转移。

而到了今天，当城市劳动市场供求关系基本平衡，农村就业岗位也在增多的情况下，一部分从农村流向城市的劳动力，也开始返回农村，在农村寻找新的工作岗位，或者自身创业。农村与城市之间，不再是单一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城市一部分富余劳动力也开始在农村寻找就业的空间和岗位，到农村去创业，出现了双向流动现象。

县城劳动力、特别是年轻人开始向大城市流动，则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原因完全不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积极主动的，县城年轻人去大城市，是消极被动的，更直接地说，是被房价“赶”走的。用他们的话说，与其在县城花相同的价格购买住房，不如到大城市闯荡。至少，房子的价值有升值空间。如果这样，就是非常危险的信号。

事实也是，2021年4月，《第一财经》曾经根据中国房价行情网、安居客平台数据统计梳理指出，全国2000多个县城当中，至少有103个县城房价均价过万元，其中海南陵水县均价最高，达3.5万元/平米，其次还有浙江义乌、海南万宁、浙江永康、浙江温岭、江苏昆山五县均价超过2万元/平米。

想一想，一个县城，在城市等级划分上被列为四、五线的城市，房价也超过了2万元，年轻人还如何在这样的城市生存和发展。纵然这些县城的经济比较发达，也不至于把房价“恶”搞到如此水平，不该让生活在县城的年轻人选择逃离。必须注意，县城可不是深圳等大城市，逃离的人可能还会回来。不会的，年轻人一旦逃离了县城，并在大城市站稳了脚跟，就不会再回到县城。深圳等则不同，现在的逃离，很有可能是为未来的回归创造条件，一旦翅膀硬了，还会飞回去。

也正因为如此，县城必须控制好房价，不能再“恶”搞房价，要把年轻人留住，让年轻人来点燃县城的希望。城市化发展，决不是只有大城市，县城其实是城市化最具特色的载体，也是最能够体现中国特色城市化特点的载体。如果一个县城能够每年新增3000名就业人员，一年就是600万，就能大大缓解就业压力。如果能够吸纳更多就业，对就业的贡献也会更大。同时，如果每个县城能够在未来十年内增加10万人落户，农村人口就能够向城市转化近2亿人。对于实现城市化，将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县城，只要控制好房价，是能够吸引更多年轻人在县城落户的，是能够让年轻人到县城创业的。

国家发改委2020年颁布的《关于加快开展县城城镇化补短板强弱项工作的通知》，把推进县城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公共服务条件作为重要内容之一。而控制房价恶性上涨，则是留住年轻人最为重要的方面。必须看到，交通的便利化，已经将农村与城市的距离越拉越近，县城能否吸引年轻人，只能依靠服务和房价，否则，年轻人会跳过县城，或留在农村，或进入大城市。尤其是像长三角这样交通网十分紧密的地区，更是如此。所以，地方政府必须高度重视县城房价的控制，别让县城重蹈大城市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