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利率难抑高通胀，美联储很犯愁，也很无奈

美国劳工部当地时间7月13日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3%，同比上涨9.1%，涨幅继3月份和5月份之后第三度刷新40年来的峰值。其中，食品价格环比上涨1.0%，同比上涨10.4%，高于5月份的10.1%。美国居民的口袋，又瘪了不少。

值得注意的是，9.1%的创纪录通胀率，是在年内已经三次加息、且第三次加息幅度高达75个基点的基础上出现的，不能不令人生疑，美国的加息政策能否对通货膨胀产生抑制作用呢？为什么加息步伐越快，反而通货膨胀率越高了呢？难道通货膨胀率与加息已经形成反向效应了吗？

显然，加息与通货膨胀形成反向效应，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经济运行规则和市场规律的。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主要是美国的经济政策没有对症下药，美国所制定的政策与通货膨胀发生的原因不协调，政策对抑制通货膨胀的作用无法发挥（记住，不是没有发挥，而是无法发挥）。按照目前的实际情况，即便加息政策再猛，也无法让通货膨胀率降下来。搞不好，市场供需矛盾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率也会走得更高。

从源头来看，美国通货膨胀高企的根本原因，是无节制发行货币，从特朗普到拜登，都为了经济复苏，在发行货币上失去理智。特朗普时代是连续多轮量化宽松政策，拜登更是无上限经济刺激计划。可是，被大量投放到市场的货币，除了给股市带来虚假繁荣之外，对经济的恢复效果极不明显。相反，通货膨胀的因子却已经埋下，并在不长的时间内，就通过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反映出来了，包括发达经济体在内，都出现了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的现象，美国更是首当其冲。

如果单纯是货币超发形成的通货膨胀，加息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只要政策实施到位，是能够有效遏制住通货膨胀的。那么，为什么美联储连续推出三次加息政策，通货膨胀率却不降反升呢？很显然，目前的通货膨胀，已经不是单一的货币超发，而是有更多深层次原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要原因就是美国推行的贸易保护和逆全球化。为什么说这是首要原因，是因为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在中国经济“压舱石”的作用下，全球经济已经逐步进入稳定状态，开始走出金融危机阴影，没有搞贸易保护的美国经济，更是进入复苏阶段，就业、经济增长都表现良好。可是，好景不长，特朗普出任美国总统后，一场席卷全球的贸易保护、逆全球化大战正式打起，不仅对中国，对包括欧盟在内的盟友，美国都打起了贸易战。一时间，全球市场风声鹤唳，企业恐慌情绪大增，美国自身也从复苏重新回到低迷状态。即便特朗普出台了减税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对于遭受贸易保护和逆全球化影响的企业来说，也已经很难打得起精神，前一轮金融危机的阴霾没有消除，新一轮危机的阴影又现了，以至于美国不得不通过大量发行货币来维持经济的勉强运转。

第二方面的原因，就是疫情的突然爆发，让全球供应链出现了严重受阻。原本在贸易保护和逆全球化势力影响下，全球供应链已经受到了很大影响，2020年新冠疫情的爆发，则让全球经济雪上加霜，供应链几乎被全方位阻断。如果此刻美国能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再搞贸易保护、不继续逆全球化，或许，经济还不至于越来越难。可是，从特朗普到拜登，都没有这样的“雅量”，都继续行走在贸易保护和逆全球化之路上，且越来越没有节制，怎么能让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不上涨呢？又怎么能让全球经济稳定呢？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通货膨胀率也就像脱缰的野马，无法受控了。

第三方面的原因，是突发的，但也是必然的，那就是俄乌冲突。如果美国等西方国家把工作的重心放在如何恢复全球经济上，而不是放在军事扩张上，俄乌冲突可能就不会发生。恰恰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没有这样做，而是把重点放在了军事扩张、北约东扩上，最终引发了俄乌冲突。俄乌冲突的最直接后果，就是乌克兰人民遭殃，而派生后果，就是能源价格暴涨，从而对通货膨胀率形成了最致命的推动，美国、欧洲国家都陷入了严重的高通胀率之中。自然，对这样的影响，依靠美联储加息是很难对抑制高通胀产生作用的。对此，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近期也承认，很多推升通胀的因素比如俄乌冲突，不由美联储控制，其中很多都真的不取决于货币政策。

也就是说，面对高通胀，美联储很犯愁，但是，却很无奈。他们希望通过加息来解决高通胀问题，但是，高通胀的形成，确实已经不是货币因素，而是货币以外的因素。只有消除了非货币因素，加息对高通胀的作用才能真正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