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建保障房，才能让政府在住房问题上职能回归

多建保障房，才能让政府在住房问题上职能回归

近日，多地公布“十四五”时期住房发展规划。《上海市住房发展“十四五”规划》明确，将新增供应保障性产权住房约23万套。广州提出，到2025年，全面完成66万套保障性住房建设筹集任务。广西提出，力争“十四五”期间新建保障性安居工程39.42万套，建设面积达3028万平方米，包括公共租赁住房6.26万套、棚户区改造33.16万套，且年均发放租赁补贴规模保持在8万户左右。

这就对了，也是政府在住房问题上的职能回归。要知道，从政府的职能定位来看，更多的应当是公共利益保障、公益事业发展、社会稳定维护，而不是围绕城市建设，大搞“土地财政”。支持经济发展，也要通过公共财政职能、金融手段以及政策导向，而不是直接干预企业、利用土地搞什么经营城市建设、大搞房地产开发。否则，就会利远大于弊，会让政府职能出现异化，最终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对居民生活带来伤害。

政府在房地产市场的过度介入、过深介入，实际已经让政府职能扭曲，让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出现了偏离正常轨道的现象。房价的过快上涨，地价的过度增值，以及政府从土地上获取的收益过多，不仅对广大居民生活带来了极大影响，使多数居民出现了房产消费影响其他方面消费的现象，也让企业的成本上升压力、薪酬分配压力、融资负担压力不断加大，从而削弱了企业的发展能力、创新能力、竞争能力。特别是创新，因为运行成本过高、盈利能力过弱，资金需求量过大，无法投入更多的资金和资源用于技术研究、技术创新、技术储存，很多原本竞争力很强的企业，也出现了技术落后等方面的问题。导致高端技术领域鲜有企业进入，带来卡脖子技术很多，供应链体系不完整，产业链体系太低端。产品、服务等都缺乏价值、缺少技术含量。

虽不能说这都是由房地产市场过度发展带来的，却是与房地产市场的过度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因为，房地产市场的暴利，不仅让金融资本、金融资源等大量流向房地产市场，也让产业资本流向房地产市场的速度加快、数量增多，最终导致实体产业空心化。这样的格局，当然对经济发展是相当不利的。而广大居民面对房价过高问题，又显得无能为力，只能向企业发难，要求企业增加工资，导致企业出现了严重的招工难、薪酬高、负担重的现象。而员工挣到的钱，也是没有选择地被投向了购买住房上，而不是其他消费上。不仅如此，还要通过房贷筹集资金。否则，就没有能力购房，于是，“房奴”又大量出现了。

如果政府能够向市场推出更多的保障性住房、保障性租赁房，给广大居民、尤其是产业工人、新市民、年轻人提供所需要的住房，那么，对企业的压力就会大大减轻，对居民的购房压力也会大大减弱，从而让企业和居民都能安心发展、安心工作、安心生活。而这，在过去相当一段时间，政府都没有做出这样的姿态，没有在房地产问题上做更多化解矛盾的作用，而是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矛盾、扩大了矛盾、激化了矛盾。

也正因为如此，按照“房住不炒”定位和不把房地产作为短期经济刺激手段的要求，地方政府开始逐步转变思路，首先放低了追求“土地财政”目标的要求。尽管仍想着从土地上增加收入，想着用房地产和城市建设拉动经济增长，但是，也不敢再继续抬高地价，而是控制地价、影响房价。更重要的，在中央的要求下，开始重视保障性住房建设，尤其是保障性租赁房建设，开始把保障性住房纳入到地方的统一规划之中。如深圳提出了学习新加坡模式的目标。而新加坡模式的最主要特征，就是租赁房占据了住房的80%以上，且以政府提供的租赁房为主。在这样的情况下，住房问题上的矛盾可以得到有效化解。

眼下，一些地方提出的保障性住房建设目标，可以认为是地方在住房问题上拿出的比较具体和实在的动作，也是完全符合“房住不炒”定位。关键就在于，地方能否真正职能回归，真正把建设保障性住房、尤其是保障性租赁房建设放到突出位置，推出更多保障性住房提供给广大居民，真正体现政府的公共职能和服务功能，而不是通过房地产与民争利，通过房地产让居民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只有政府定位正确、职能不错位、服务功能不缺失，房地产市场的问题才能真正得到解决，住房问题才不会成为居民的心头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