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专访李迅雷 | 产业链被阻断比金融危机更难应对，投资要抓住结构性机会
数据会带来失落也会带来欣喜。3月份的中国PMI数据，就给市场这样的印象。媒体的报道集中在“‘V’型反弹越过枯荣线”和“经济回暖”。统计局的同志相对比较谨慎，特别提醒说这并不表明经济活动已全面恢复，复工复产有序推进，但并不意味着企业实际生产经营已恢复至疫情前水平，要充分认识到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的空前严峻和复杂，高度重视疫情对社会生产和三大需求的严重冲击。
这些意见太冷静不过了。我们的复工复产有恢复，但这次疫情的冲击却也是前所未有的大。这不仅仅是对中国，对世界经济同样如此，美国的4次熔断折射着市场对世界经济的担忧。我们该怎么看待这些现象？经济增速到底会放缓到什么程度？底在哪里，解决策略又在哪里？本期的专访里，我们独家专访的对象是，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他的观点，也同样值得我们重视。
美股暴跌既有新冠影响，也有本身调整需求；击鼓传花的游戏玩不下去了，是典型的低利率下的流动性危机。
《国际金融报》：李老师您好，我想我们今天的采访，还是先从美国股市最近的故事说起。最近我们在14天之内看到了美股的4次熔断。围绕着4次熔断，我们也看到了各种评论，甚至坊间也编出了不少段子流传。您怎么看待美国股市遭遇的这一现象？
李迅雷：可以说这次美股下跌的导火索是新冠疫情在美国的传播乃至失控，由此导致大家对经济衰退的担忧。同时呢，美国股市已经经历了十一年的牛市，累计涨幅巨大，本身也有调整的需求。另外，从第三方面看，由于美国经济繁荣带有一定水分，这其中主要是很多企业的举债回购股票所导致股价上涨或利润虚增。
举个例子，比方说波音和星巴克等不少公司都是大肆举债回购股票，导致负资产。在美国，由于利率不断下调，企业纷纷发债借钱，借完钱之后回购自己股票，拉高股价。由于这些公司高管的激励多通过股权激励，行权价跟股价之间存在利差越大，获利越多，因此美国上市公司通过回购拉高股价的意愿很强。而股价上升，投资者也获利，如此有了财富效应，刺激消费，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同时也创造了就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这可以说是美国经济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下，过去十年持续繁荣的主要逻辑。但是现在这个击鼓传花的游戏玩不下去了，模式被打破，引发了股价暴跌，也引发投资者对公司债务的担忧，让人担心这些公司股价下跌后还不起钱，由此导致美国的企业债价格也下跌，于是这样就引发了流动性的危机。因为整体缺钱所以大家开始变现，国债容易变现，黄金也容易变现，这样导致避险类的资产也下跌，是个典型的低利率下的流动性危机。
不同于2008年，这次危机由疫情引发，引爆的是上市公司资产负债表；现实则是物理中断产业链，不是单纯的金融危机。
《国际金融报》：您认为，美股最近的持续暴跌，是对美国经济的前景缺乏信心，还是短期受疫情影响的因素更大一些？与2008年相比有哪些不同？美国经济的复苏步伐，会就此终止吗？
李迅雷：目前的背景是美国经济增速的放缓，而疫情则是催化剂和加速器，加速了股市的暴跌。
一个月内美国标普500的指数下跌百分之三十，这在美国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应该说复苏的步伐就此终止了，原来的经济增长是放缓，现在是经济负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不同于一般的金融危机，2008年的金融危机被称为次贷危机，诱因是房贷下跌，它的表现方式是金融产品爆盘，金融机构无法还钱。
而这一次的情况是由疫情引发，此次爆破的是上市公司集团的资产负债表。起因有差异，并且这次可能更难熬。现实的背景是疫情下企业无法正常生产，使得很多行业的产业链都中断了。普通的金融危机不会从物理上阻断产业链，但疫情对公共卫生体系造成了冲击，进而造成了人口流和货物流的阻断，因此这次的情况是具有双重性的，而不是单纯的资金流动性危机，这同时也是流行病暴发导致的人口和货物的流动性危机。
对付病毒，降息是没用的。降息也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也好，票据流动性便利也好，都是治标不治本。
《国际金融报》：美联储采取了大幅度的降息策略，您怎么看待这一措施对经济刺激的效果和影响？全球央行也随后跟进，您又如何看待？
李迅雷：要知道对付病毒，降息是没用的。我觉得比较严重的是，公共卫生的危机引发工厂停工，在供给端和需求端的两端同时对经济带来冲击。
降息也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也好，票据流动性便利也好，都是治标不治本。流于“表面”的解决方法是央行降息和财政增加支出，这样可以缓解流动性的恶化，但这解决不了经济层面根本问题。根本问题应该是从疫情防控下手，可是美国在这方面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疫情在美国现在还处在暴发阶段，这就比较难解决。
采取降息和QE举措的主要是发达经济体，比如澳大利亚、美国、英国等。对他们而言，财政政策的空间有限，更愿意用货币政策，通过降息释放流动性，降低社会运营成本，这是无奈的选择。而对中国来讲，选择余地则更多。
中国的选择余地更多。降息到底效果大不大，这要打个问号。美国采取降息那中国为什么一定要降呢。
《国际金融报》：降息策略又是否是当前中国经济所适合采取的？有观点说，中国眼前更适合采取财政政策刺激，而不是选择货币政策，您认同这一观点吗？
李迅雷：财政政策肯定比货币政策管用，但我国即便采取财政政策，同样面临疫情扩散的问题。眼下疫情虽然在中国得到控制，但这一段时间以来输入性病例比较多，仍然影响到了正常的社交活动和生产经营活动，后续经济活动还是很麻烦。
至于降息到底效果大不大，这要打个问号。美元指数在往上走，存在美元短缺的情况，如果中国降息那么中美利差缩小，这会不会迫使大家增加美元的需求？第二个问题，目前中国CPI比较高，处在5%的高位，此时大幅降息是否合适？第三，现在大家都在关注美国的疫情和政策举措，美国大幅降息，那中国为什么一定也要大幅降息呢？等到美国疫情控制住了后，我们再考虑降息也不迟。
全球经济大概率会衰退。这次疫情加速了下行趋势，使衰退变成现实。
《国际金融报》：站在全球角度，您如何看待疫情对全球经济带来的冲击？如果说世界经济会因此而放缓，您预测一下大概会是个什么情况？也有媒体分析说，世界经济已经步入衰退，您认可这一观点吗？世界经济离衰退还有多远？
李迅雷：我觉得全球经济大概率会衰退。即便没有新冠疫情，全球经济在2020年也预计放缓，早在2019年时便已经出现放缓的迹象了。
同时全球各国的矛盾和经济纠纷在不断上演，比如2018年的中美，对日本德国墨西哥也上调了关税。当经济发展到现在的地步时，各国之间的矛盾就开始突出。因为本国经济增速放缓，国家内部出现矛盾，而为了转移矛盾就把内部矛盾外部化，指责出口大国造成了危机。全球经济总体来讲都会出现下行趋势。这次疫情的发生加速了下行趋势，使衰退变成现实。根据我现在的观测，美国和欧盟的经济今年都会出现负增长。
油价下跌是全球经济衰退的表现。未来新能源行业的发展趋势会面临分化。
《国际金融报》：国际油价最近也是一连串下跌，一方面是俄国和沙特谈判无果，另一方面也与世界的需求相关，您如何看待这一波油价下跌？油价下跌，对美国的页岩油市场又会带来哪些冲击？
李迅雷：油价下跌是全球经济衰退的表现，下跌背后的逻辑是需求减少了。本来全球就都面临需求下行、通货紧缩的情况，油价也不例外。工厂对原油的需求量下降，当然会引发油价继续的下跌。疫情也加速了这一情况，大家担忧由于很多企业停工停产，对油的需求在不断减弱。这其实也难以避免，疫情之下整个经济都停摆减速了。
《国际金融报》：油价下跌，会影响到新能源产业发展吗？您预判新能源产业将会出现怎么样的走势？
李迅雷：肯定会受影响。如果油价高的话，新能源替代传统产业的机会比较多。现在油价本身已经很低了，如果持续在低位的话，新能源的机会成本就要上去了。未来新能源行业的发展趋势会面临分化，头部的新能源企业还是会有发展空间。不过现在利壁变薄了，优秀的新能源企业还是会提高自己的市场行业份额，但大部分新能源企业将面对非常大的压力。
疫情之后逆全球化的声音会越来越多。我们还是要积极鼓励提倡全球化，继续开进博会。
《国际金融报》：疫情会重新调整全球产业链吗？或者换句话说，您认为全球产业链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应该担心产业因疫情而向国外转移吗？
李迅雷：的确存在这样的担忧。这次疫情之后，大家意识到全球产业链越长，对国家来将对不确定性就越大。疫情之后估计好多国家会对疫情期间出现短缺的产品和相关产业加大生产和投资力度，这是必然的选择。疫情之后逆全球化的声音会越来越多。
这对中国而言是不利的，毕竟我国作为世界工厂，从世界各国进口原材料同时有大量出口。从全球发达经济体来讲，过去提倡全球化对它们有利，现在不利因素多了，想逆全球化了，彼此之间的防范和隔离都会提高，对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压力较大。
《国际金融报》：我们又该做哪些工作防止出现类似情况？
李迅雷：首先还是要提倡全球化，全球化使大家的利益能够绑定在一起，相互的合作支持力度比较大。我们还是要积极鼓励提倡全球化，继续开进博会，推行中国的改革开放吸引外资，这些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会去做。其次，如果国外对中国的依赖减少了，我们应该在研发方面加大投资力度，自主生产的产品比重应该进一步提高。
《国际金融报》：中国前两个月外贸进出口额4.12万亿元，专家说疫情的影响是暂时的。您怎么看待外贸数据的变化，您认同专家的观点吗？全球贸易格局是否会因此而受影响，中美年前达成的贸易谈判协议，是否会受到影响？
李迅雷：肯定会有一定影响，对中国而言，我国企业出口的规模比较大，由于受到疫情影响，订单大量减少，全球的供应链也受阻，中间产品和原材料供给不畅，对于出口企业影响会比较大。
海外疫情不可控，对我国也会带来负面影响。中国经济今年四个季度走势肯定是V型，但V型本质是下探深蹲之后的一个V型。
《国际金融报》：疫情暴发以来，中国经济也遭遇着一场考验。您怎么看待这次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和2003年非典的时候相比，今年的影响又有哪些不同？
李迅雷：这次疫情可以说是百年不遇，它对中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而且持续时间比较长。跟非典相比，非典都算是小级别的疫情了。
这次遇到的问题确实非常大，关键在于我们到现在还不能确认危机什么时候能够过去。虽然中国疫情得到了控制，但海外疫情的再扩散使得我们失去了宝贵时间，遭受了不小的损失。第一波我们已经付出很大的代价，使国内疫情得到控制，这一步我们做的很好，但由于海外疫情不可控，对我国带来很难预估的负面影响。
《国际金融报》：各方观点都认为，中国经济增速会因此而放缓。这一放缓会是趋势线的吗，还是疫情中的暂时应急反应？也有专家认为中国经济会经历一个V型反转，继续强劲运行，您认同吗？
李迅雷：我觉得肯定是V型，但V型本身是下探底之后的一个V型，一季度初步估计GDP增速大概是-10%，如果不加大刺激力度，全年来讲估计只有2%到3%左右。
疫情对中国的经济的冲击比较大，后面两个季度虽然会反弹，且反弹的力度也会比较大，但是受到上半年的拖累，平均下来全年增速也非常小了。因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到摘下口罩的迹象，难道期待后面几个月突然好起来吗？很难的。
好消息是，上周五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实现全面奔小康的目标，提出发行特别国债、适度提高赤字率、增加地方专项债和降低贷款利率等举措，如果这些举措的力度足够大，可以增加广义财政支出6万亿左右，则GDP增速有望超过5%。
尽快复工复产，尽可能把停摆的经济恢复起来。如今财政、货币政策发力主要在供给端，我们还是要在需求端方面多抓实干。
《国际金融报》：您认为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抓好经济发展的各项工作？哪些是最紧要的？哪些行业受到的冲击更大，又该从哪些方面着手修复？
李迅雷：最紧要的还是尽快加大复工复产的力度，尽可能的把现在停摆的经济尽快恢复起来。
比如餐饮业受的冲击最大，应该发放消费券来鼓励大家消费，餐饮的优惠券、文化旅游娱乐的消费券，都可以准备起来，以防经济滑坡太大。疫情对第三产业的冲击是最大的，也影响了消费，如果消费不起来，单纯靠供给是不行的。目前是花更多钱补贴餐饮业，但补贴是一时的，不能长期的。
《国际金融报》：目前中国各地都开始了新一轮的大投资，有分析人士、经济学家或者媒体，都将其称为“新基建”，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您会担心出现“4万亿”那样的后果吗？我们是否该防范？
李迅雷：首先来讲，基建投资是目前情况下拉动投资的主要抓手，但基建投资在整个投资中的占比不高，仅占20%左右。而新基建在整个基建板块的占比也就是15%~20%。也就是说，整个新基建在固定资产占比只有4%左右，占比过小，对于投资拉动的作用是有限的。
我觉得更多的资源应该放在促进需求方面。如今财政、货币政策发力主要在供给端，我们还是要在需求端方面多抓实干。
全球还是会面临长时间的下行调整，投资要抓住分化时代的结构性机会。
《国际金融报》：您怎么看待今年全球和中国资本市场的走向？
李迅雷：全球还是会面临长时间的下行调整。2008年的次贷危机，标普500指数下跌百分之五十七，持续时间为一年零五个月，更早之前的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跌幅也在百分之五十左右，持续两年半，对比以往调整的规律，所以说这次疫情所引发的状况目前来讲还会持续下去。不要以为短期一下子跌了那么多就到位了，跌的时间或许会比我们预想的要长。
《国际金融报》：如果您来做投资，可否建议一下，接下来哪些行业是更有投资价值的行业？可否详细谈谈您的建议？
李迅雷：首先还是要看估值水平和成长性，今后中国经济一定是消费主导，休闲娱乐、消费升级等。而经济转型过程中，高科技产业的成长性是最好的；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优胜劣汰是必然过程，在经济结构转型中形成的头部企业，市场份额会越来越大，比如像家电行业里大家都知道的格力、海尔、美的已经是头部企业了；房地产行业的头部企业也在形成中；下一步，处在销量下行中的汽车行业，一定会有头部企业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大。投资中要把握结构性机会，而不是赌趋势、追涨杀跌，要更多的抓住结构转型中的产业、地域集聚机会。
发达经济体GDP的全球份额下降是一个长期趋势。我们要发挥新动能，加速产业转型。
《国际金融报》：更长线点看，您如何看待这场疫情对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影响？五年内？十年内？世界经济格局会做出怎么样的改变？
李迅雷：未来从全球格局来讲，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放缓，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和印度，GDP增速相对来讲比较快。这样的格局使得中国和新兴市场在全球GDP份额上升，发达经济体全球GDP份额下降，这也应该是一个长期趋势。
《国际金融报》：如果请您对中国经济再做一个更深入的评价，您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的潜力和希望，中国经济的韧性在哪里，短板又在哪里，如何利用这次灾难，做好中国经济的持续转型？
李迅雷：受疫情影响，中国经济不大可能幸免，还是会受到疫情的冲击和逆全球化影响。但中国经济本身来讲，潜在增速比美国高，即便受到疫情的冲击，但应该比疫情对美国本土影响会好很多。
另一方面，我们该做的就是把握结构性的机会，比如如何发挥做大新动能，加速产业转型。此外，疫情也让我们看到居民收入结构上的问题，应该利用这次疫情冲击，加大财政支出力度，提高中低收入阶层收入，这对于消费的改善是有利的。在财政政策上给予中低收入阶层和中小企业更多支持，带动消费、带动就业，目标还是稳就业和稳增长。
记者 卫容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