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专访普华永道中国合伙人张俊贤：金融科技融合的“谋”与“变”|进博会时间

“借由过去三届进博会平台，普华永道多项战略合作协议已成功签署，如今已落地为专业服务项目，且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以及企业创新转型提供动能。”11月9日，普华永道中国网络安全与隐私保护服务合伙人张俊贤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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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专访普华永道中国合伙人张俊贤：金融科技融合的“谋”与“变” | 进博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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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制作：樊梦成  编辑：白岩冰 ）

第四届进博会，张俊贤与合作伙伴及团队携两个网络安全的创新产品亮相：MSS（Managed Security Service）安全托管服务、China PrivacyGo中国个人信息保护合规管理平台。

在普华永道的展台现场，张俊贤与记者具体分享其对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金融科技监管水平、中小金融机构数字突围之道、金融机构反欺诈建设等多个热点话题的见解。

三届进博落地多项协议

普华永道是进博会服务贸易展区的代表性企业之一。进博会作为国际企业了解和投资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专业服务是当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今年是普华永道连续第四年参展进博会，我们高度重视进博会作为连接全球企业和中国市场的平台作用。得益于前三届进博会的成功举办和溢出效应，普华永道硕果累累。”面对记者的发问，张俊贤对参展收获予以肯定。

他进一步介绍称，每年参展，普华永道都把最新的本地化洞察转化为深度报告，带到进博会现场进行首发展示与交流，并在现场直面潜在客户收获很多反馈，从而使普华永道更好地为客户提供定制化服务。

同时，进博会平台让普华永道与众多合作伙伴见面，多项战略合作协议已在过去三届进博会成功签署，如今已落地为专业服务项目，且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以及企业创新转型提供动能。

今年进博会，张俊贤与合作伙伴及团队携两个网络安全的创新产品亮相：MSS（Managed Security Service）安全托管服务、China PrivacyGo中国个人信息保护合规管理平台。

作为深耕金融科技领域的合伙人，张俊贤也向记者分享其对进博会“科技感”的看法：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机器人流程自动化、区块链等新技术相互关联、共同促进，为对外开放提供了更多解决方案，有助于建立安全可信的金融环境。

例如，5G+智能银行全面升级，从疫情防控管理到智慧化、数字化服务，在新技术创新赋能金融业数字化转型的同时，业务领域的突破和发展也不断对技术应用提出新的需求，实现技术创新和业务变革的双向驱动。

（来源：普华永道） 

科技深度改变金融业态

科技创新是促进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核心动力。近年来，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对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模式产生诸多深刻影响。

张俊贤表示，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机器人流程自动化(RPA)、区块链等新技术在金融业的应用和创新，为普惠金融提供了更多解决方案，有助于建立安全可信的金融环境，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金融科技融合降低了金融市场的进入门槛。”张俊贤指出，由于金融服务的便捷化与服务成本的下降，扩展了金融服务供给者和需求者的数量与类型，金融服务的可及性得以极大提升。目前，大量非金融企业也进入金融行业，金融市场主体出现显著变化。

一方面，大量科技企业借助金融科技发展契机，积极获取金融牌照，“科技+牌照”成为趋势。另一方面，大量具有To C服务经验的传统企业，发挥用户规模优势，通过用户数据资源与金融科技的结合，也积极跨界提供金融服务。

“首先，对于金融机构而言，金融科技可以帮助其持续优化内部的管理模式、治理能力、组织方式。”张俊贤举例称，目前已经有多家全国性商业银行及部分大型证券、保险机构相继成立金融科技子公司，还有一些金融机构设立了网络金融部。

同时，金融科技同样也改变了金融业务的开展模式。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与金融业务深度融合，推动金融服务覆盖面逐步扩大、金融产品供给不断丰富，同时使业务处理逐步实现自助化、自动化与系统化，使交易更加便捷、有效。

此外，由于金融科技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金融服务的“去中介化”,使得传统金融中介服务商的功能淡化，又催生了众筹、第三方支付等新型金融业态。

数字化转型谋“四变”

数字化时代，传统企业迎来数字化转型浪潮。“企业数字化转型，有一个不变和四个变。”张俊贤认为。

不变的是企业面临的整体宏观环境和企业多年发展积累的运营模式和管理能力，因此企业数字化转型面临的固有难点依然存在；四个变化因素是疫情影响、5G部署、人工智能（AI）加快应用，以及中美技术加速解耦。

“四个变化因素导致企业数字化转型或主动或被动加速，并加强了本土定制化方案需求。”张俊贤说。

从互联网1.0时期开始至今，中国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十余年，整体效果并不理想，因为在推动转型过程中面临各种由于技能不足和机制不足交织在一起形成的固有难点。张俊贤指出，常见的困难包括五种：

对数字化转型的概念理解不一；难以制定数字化转型的目标，评估数字化带来的实际业务价值可选项过多；每个业务和职能部门都有很多想法，但缺乏清晰的路径；缺乏数字化人才，能力缺失；传统企业的工作机制不适合推动数字化这种跨部门、求创新的变革。

为实现区块链技术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普华永道展开诸多路径探讨与尝试。

例如，普华永道推出区块链技术和独有的低代码平台支持的Air Trace“一站式”供应链溯源追踪解决方案；在中国境内自身研发及使用的低代码平台——“智能捷创平台Digital Maker”；普华永道香港正与唯链讨论如何在唯链平台上提供以诚信为基础的服务等。

提升监管科技水平

科技快速发展，为金融服务提供强大的技术力量。但技术发展的同时还面临信息泄露、大数据杀熟等伦理问题。

对此，张俊贤认为，监管部门要完善金融科技的监管法规，加强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防止监管套利，提升监管科技水平。规范市场秩序，防止市场垄断，保障信息安全和个人隐私，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监管部门本身需提高技术，从原来传统监管模式，如现场检查等手段，向数据治理、技术监管转变。”张俊贤强调，在监管科技方面，可以利用联邦学习、知识图谱、区块链、物联网金融等技术来实现金融活动监管。比如物联网金融用于供应链金融，区块链用于反洗钱，知识图谱用于贷款中介识别等，将重点更多落在保护数据安全和隐私权。

同时，金融监管机构和行业自律组织应根据数据处理与数据保护相关法律要求，加快推动金融科技领域的专业伦理准则、道德指引、行业实践标准的制定与完善。

另外，对于金融经营者来说，应当在科技应用当中树立正确的伦理观和道德准则，主动采取有效措施来保障金融消费者知晓相关数据处理和数据保护策略。而消费者则应当提高权益的保护意识和伦理意识，增强对于金融科技有关数据问题的敏感性。

跨越科技鸿沟

数字金融正逐渐加剧科技鸿沟。面对金融大机构的大手笔资金、人员、技术等方面的投入，中小金融机构渴望寻求独特破局之道。

张俊贤指出，中小金融机构在规模、人员、技术等方面不具优势，但从分层多元服务实体经济、匹配各自功能定位来看，利用好金融科技转型的契机，依然可以打造成为“精而美”“小而美”的金融机构。

金融机构向金融科技转型时，重要的是在内部构建全面数字化转型的前中后台，练好内功是金融机构成功向金融科技转型的重中之重。他进一步向记者介绍称：

一是以客户需求为中心。中小金融机构需要考虑如何将现有业务模式与金融科技结合起来，实现线上线下融合。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通过开展用户画像、精准推介金融服务、持续跟踪需求变化、挖掘客户潜在需求，为客户实现价值最大化。

二是加强数据中台建设。中小金融机构可以充分考虑自身研发和运维能力，遵循逐步推进、风险最小的原则，采取“先管理后业务、先外围后核心”的实施路径，尽早建立起对数据这一关键生产要素的统筹体系，一以贯之地持续迭代建设。

三是打造可靠的基础架构。中小金融机构短期可借鉴同业经验，优化传统核心系统架构，提升系统的可靠性、灵活性；中长期可着力构建集中式与分布式并存的系统架构，加快“上云”，以切实提升科技敏捷开发的效率，提升处理速度、容错容灾能力，对业务发展形成坚强支撑。

升级反欺诈策略

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在反欺诈建设方面，当前依然存在诸多难点。而升级金融科技策略，可为解决反诈注入一剂强心针。

张俊贤表示，目前欺诈风险管理信息系统缺乏有效整合，欺诈风险度量缺少数据支撑。大部分银行反欺诈信息系统都是由不同部门在不同时期根据各自业务需要建立的，不同系统间信息相对隔离，不能做到及时传递、整合和共享，风险信息条线化、碎片化问题严重。

同时，欺诈风险管理手段相对滞后，管理集约化科学化程度低。在管理机制上，欺诈风险管理与业务运营的融合度不高，没有将欺诈风险流程控制要求嵌入业务生产系统，尚未实现对业务运营的全流程欺诈风险管理。

“在反欺诈体系的构建中，可以通过数据采集、特征工程、决策引擎、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推动反欺诈工作的自动化，通过事前、事中、事后三个维度，不断升级反诈策略。”张俊贤说。

他进一步介绍称，事前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识别潜在风险点和传导路径，增强风险管理前瞻性和预见性；事中厘清关联关系、判断变化趋势，实现对高风险交易、异常可疑交易等的动态捕捉和智能预警；事后通过数字化手段实施自动化交易拦截、漏洞补救等应对措施，推动风险管理从“人防”向“技防”“智控”转变。

记者：王媛媛

编辑：陈偲

责任编辑：毕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