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半年我国出口韧性犹在
2020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外贸超预期增长，进出口规模不断创新高，出口连续14个月实现了同比正增长，是全球唯一实现货物贸易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2021年1-7月，我国进出口增长35.1%；出口增长35.2%，进口增长34.9%。在全球疫情反复、经济增长放缓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高位波动的环境下，下半年我国出口是否依然能高歌猛进令人瞩目。
一、出口超预期增长的动力来自何方？
1、出口超预期增长的主导因素是数量还是价格？
2020年下半年以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全球主要经济体消费品价格也呈现攀升趋势。全球CRB综合现货指数自2020年7月362.83升至2021年8月564.35，涨幅达35.7%。
我国出口整体以量取胜，出口数量对出口金额波动的影响程度更大。根据我国出口商品的价值指数的量价拆分结果来看，出口价值指数和出口数量指数的波动方向和波动幅度基本一致，但同期出口价格指数却呈现基本固定态势（图表1）。2020年价格因素对出口额增长的贡献率为35%，数量因素对出口额增长的贡献率则为67%。2021年1-4月，价格因素对出口额增长的贡献率仅为-4%，数量因素对出口额增长的贡献率却高达104%。
仅在2020年二季度，出口价格因素的贡献率短暂高于数量因素的贡献率。2020年4-6月，价格因素对出口额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93.9%、600%和100%，均高于同期数量因素对出口额增长的贡献率6.1%、-464.3%和0.01%。价格因素贡献率短期内高于数量因素贡献率，这与疫情暴发初期的全球供需结构特点相关。2020年二季度海外疫情集中暴发，我国在强有力疫情管控后快速复工复产，成为全球供应链主要支撑。在全球消费需求保持，供给弹性扩大（供给曲线斜率接近90度）的情况下，出口商品的价格弹性增强，基本由供给端产能决定，使得我国出口商品具备较强的定价权。
在大类商品中，出口数量和价格因素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数量因素影响程度较大的是纺织品和机电终端品，价格因素影响程度有所加强的是资源能源类商品和机电中间品。纺织制品的出口金额同比增速和出口数量同比增速的波动方向和幅度保持一致，但纺织品价格同比增速在考察期内变化较小，鞋靴出口也同样呈现出数量因素对出口金额的主导拉动作用。2021年1-6月，鞋靴出口额平均同比增速73.2%，出口数量平均同比增速59.6%，但出口价格同比增速仅为8.2%。钢材和成品油的出口中受到价格因素影响的程度有所增加，原因是资源和能源类商品价格波动主要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影响。机电类的终端品和中间品因价值链地位不同，价格因素的影响程度具有异质性，最终制成品（比如汽车及底盘）以出口数量因素影响为主（图表2），但中间品（比如集成电路）的出口价格因素影响程度有所加强（图表3），这与全球芯片短缺，中间品同时受上游原材料价格和下游产成品定价的双重影响有关。
2、贸易蛋糕是做大还是被重新分割？
在全球经济复苏2020年三季度开始，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出口金额有所回升但边际增长缓慢（图表4）。2020年中国出口份额为14.7%，欧盟出口份额为24.9%，但2021年一季度中国出口份额回落至12%，欧盟出口份额扩大至25.2%，全球出口份额的地区结构具有一定程度的此消彼长关系。
我国2020年下半年及2021年上半年的出口同比增速显著高于全球出口的同比增速，我国对部分经济体产生了出口替代。2020年三、四季度及2021年1-5月期间，我国出口同比增速分别为8.4%、6.63%和54.06%，远高于同期的全球出口同比增速-2.50%、5.0%和30.07%。在一定程度上，中欧贸易双向增长促使我国与欧盟出口份额替代格局的形成。疫情暴发以来，我国出口份额和欧盟出口份额呈现负相关（图表5），原因是中欧主要贸易品存在价值链和产业链的密切关联性。2020年1-8月，欧盟从我国进口大量防疫物资，呼吸机占总进口的62%，同期我国呼吸机核心部件和中间品的80%来自欧洲进口。疫情暴发以来我国出口增速与主要东盟经济体出口增速呈负相关，也体现一定程度的出口替代。2020年，我国纺织品出口同比增长30.4%，而越南同期纺织和服装出口同比下降9.8%，中越服装和纺织品的出口形成鲜明对比。
综上可见，我国出口的超预期增长既得益于全球贸易蛋糕做大，也得益于贸易蛋糕被重新分割。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出口边际增长放缓的情况下，我国对欧盟和东盟的出口替代作用增强。疫情暴发以来全球出口贸易份额布局有所调整，我国出口贸易替代效应强于全球整体的出口扩张程度，贸易蛋糕被重新分割是我国出口超预期增长的主要原因。
3、是何因素支撑我国获得贸易蛋糕的更大份额？
我国出口超预期增长主因是海外供需错配和国内供给有效保障。一是海外市场的供给能力受限，供需错配支撑我国出口韧性。美欧产能利用率在疫情暴发期内呈现大幅下滑趋势，越南、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在疫情期间失业率高企使得产能大幅下降，海外供给严重萎缩。但各国在宏观政策的强力刺激下，消费端需求回调后大幅增长远超疫情前水平，美国的消费和零售2020年二季度末开始大幅上涨，美国零售同比增速提高了22个百分点，个人消费支出涨幅达8.8%。二是我国全产业链优势有力地保障了出口供给。在世界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我国拥有220多种位居世界第一，是全球唯一拥有全产业链国家，具有强大的制造业产品供给能力。同样重要的是，疫情暴发后，我国政府采取有效措施迅速控制了疫情传播，工业生产快速恢复，为供给能力的发挥提供了重要基础。三是外需的结构性变化推动出口商品结构转变，在2020年2-3季度，以国际防疫物资需求为主拉动出口；在2020年4季度，以国际终端消费品需求为主拉动出口；2020年末至今，以机电产品为代表的中间品和资本品需求为主拉动出口。在我国健全强大的供给体系支撑下，国际需求结构变化轮番推动我国出口大幅增长。
二、下半年影响出口的供需因素会发生哪些变化？
1、外需增长可能放缓，不稳定因素增多
受到欧美财富效应和补库存周期的拉动，下半年外需依然会有一定幅度增长。美国股市与居民消费互为显著因果关系，美股繁荣将支撑美国消费需求。5月末美国股票总市值63.6万亿美元，相比2020年3月增加了76%，当前美国处于新一轮库存周期起点，尤其耐用品进入补库存周期。我国对欧盟的机电类及音响设备出口的占比高达43.7%。以机电产品和纺织品为主的耐用品消费需求增长将有助于拉动我国对欧美的出口。
房地产相关商品和新能源汽车可能拉动下半年对欧美出口。欧美房地产市场均处于上行周期，欧盟区房价2021年一季度同比增长6.1%，创历史新高。加拿大6月新屋房价同比大涨11.9%，创2011年以来最高涨幅。美国6月营建支出同比增长6.6%，为近3年最高水平。欧美当地的房地产相关消费品生产供给不足，作为拥有传统竞争优势的中国商品则具备较强的出口竞争力，地产相关商品未来一段时间将迎来出口扩张期。2021年1-5月，地产相关的家具及其零部件、灯具照明商品的出口同比增速分别为64.9%和66.33%，明显高于我国整体出口同比增速。全球的“缺芯”困境将利好我国新能源车出口。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的新能源汽车出口仍将助推汽车底盘类商品的出口增速。中国品牌车企业在国内新能源市场占据主导地位后瞄准更为广阔的国际市场。2021年4月新能源汽车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速为130.52%，创2020年5月以来新高。1-6月新能源乘用车累计出口8.2万辆，同比增长342%。
下半年我国对东盟和印度出口有望维持较高增速。一是东盟和印度疫情波动会对我国传统消费类商品带来需求。2020年初东盟已超过欧盟，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全年对东盟出口占我国出口额的14.7%。2021年1-6月，我国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出口至泰国、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的平均同比增速分别为72.36%、126.68%和75.79%，均大幅高于去年同期水平，下半年这类需求仍会增长。我国对印度的出口增速明显加快。2021年4-6月，中国出口印度的同比增速高达143.83%、114.06%和44.28%，居于同期中国出口地区的同比增速之首。在印度从我国进口商品中，劳动密集型商品（头饰及其零件、伞具、皮革、纺织面料、家具等）进口占比超70%，下半年印度疫情发展仍可能对我国相关产品产生较大需求。二是东盟和我国在机电产品领域的产业内贸易仍将持续，我国机电产品出口有望提升。越南虽然现有“全球制造第二强国”称号，但其机电品生产制造需从我国进口上游中间品。2020年越南自我国进口的中间品占比高达60%，我国是越南最大的中间品和资本品的供应商。如果东盟疫情得到控制，制造业逐步恢复后，对我国机电类中间品的需求也将回暖提升。
下半年外需增长可能放缓，并存在不稳定因素。二季度欧美等主要经济体的需求和景气度呈现筑顶迹象。美欧日的制造业PMI指数自2020年5月大幅飙升后于2021年6月达到高点，开始显现触顶下滑态势（图表6）。欧美的零售及食品服务销售总额同比增速于今年4月急转直下。下半年欧美整体需求增长可能有所减弱。全球经济放缓的复苏态势对出口增长产生不确定性。2021年二季度可能是疫情暴发后世界经济复苏的一个阶段性高点。根据历史经验，贸易的增长（或降低）幅度大约为GDP增长（或降低）幅度的1-2倍。如果三季度世界经济复苏放缓，我国出口高增速能否继续保持就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2、供给端存在多重扰动因素
当前我国供给端正在受到多重因素的扰动，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出口供给能力。一是东盟各国生产恢复可能会对我国出口产生替代效应。2020年，在全球纺织品贸易衰减20%的情况下，越南纺织品出口额仍处于世界第二。我国机电类产品出口占比达59.6%，越南机电类产品出口占比也高达55.14%，在机电产品出口贸易中越南与我国存在竞争关系。较低人工成本可能推动东盟生产能力恢复后对我国出口产生一定程度的替代效应。二是人民币阶段性升值对出口增速产生滞后拖累。人民币自2020年5月进入整体升值周期，从1：7.09升值至6月初的1：6.38，升值幅度约10%。根据“J曲线”效应此轮人民币升值将于2021年二季度后对出口增长产生压力。三是企业用工成本攀升掣肘出口供给。海外订单增多加大用工需求，导致工资普遍提升。保守估算，迄今为止沿海地区出口企业人工成本上升了15%-20%。目前制造业部门45岁及以上人员占比70%。用工老龄化意味着企业生产效率下降和成本压力加大。在工资刚性的影响下，用工成本的抬升制约了出口企业的供给弹性。四是运费和集装箱价格飙升削弱出口竞争力。40英尺集装箱价格从2020年初的1000美元升至2021年8月中旬的20000美元。东南亚航线海运价相较于疫情前增长4-6倍，美西航线增长8-10倍。中下游出口企业因议价能力较弱，运费和集装箱费用的飙升导致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削弱。目前供给端受OPEC+谨慎增产、美国页岩油公司不愿加大资本开支等因素的影响，国际油价处于上升通道，海运涨价压力依然存在。这对于高速增长的我国出口会带来明显的成本推动压力。
3、供需双方力量对比与匹配分析
疫情导致的东盟需求收缩和我国对东盟的供给替代效应产生对冲作用。整体看，东盟疫情发展未必会有利我国出口增长。2021年7月我国对东盟出口增速降至14.5%，前值33.1%，拖累我国出口增速2.8个百分点。我国与东盟经济体在产业链中深度绑定，形成新型区域价值链分工模式。东盟从我国进口机电类中间品和资本品，负责终端组装的生产环节，处于我国生产链下游地位。现今机电产品已成为推动我国出口的主要产品，东盟外需的拉动作用不容小觑。同时，东盟是我国转口贸易的主要中转地，与我国出口贸易相互依存。越南和马来西亚是我国出口北美的主要中转地，据估算越南转口贸易可减轻我国25%的关税负担。因此，在全球疫情持续影响下，东盟需求缺口对我国出口的拉动大于我国对东盟出口供给的替代效应。
海外需求增长与我国出口供给能力之间存在一定的错配。伴随着经济复苏，欧美服务消费需求增长快于实物商品消费需求的增长，而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远低于欧美。美国2021年5月零售同比增长28.15%，分项中餐馆营业、保健护理等服务业恢复抢眼，对实物商品需求减弱，下半年这种状况可能进一步发展。2021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为9.2%，服务商品供给能力与欧美服务商品需求匹配有一定差距。同时，部分资源类商品供需也存在不匹配现象。美国现面临“钢铁荒”，对钢材等资源能源类商品的进口需求有所扩张。但我国处在“双碳”政策的落实阶段，对钢材、煤炭等行业限产推升了价格，政策遂限制了钢材等商品出口，以保障国内供给和物价稳定，本年度已两次提高相关产品出口关税就是例证。
综上，下半年供需两个角度都分别存在有利于我国出口的因素和拖累出口的因素，根据双方力量对比的分析判断，下半年对我国出口的拖累作用相对占上风。
三、下半年出口会大幅回落吗？
在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的力量博弈和基数影响下，下半年出口明显放缓的可能性较大。今年3月以来，PMI新出口订单指数依次录得51.2、50.4、48.3、48.1、47.7，呈现逐月下降趋势，且连续三个月处于荣枯线以下。该指数与出口增速存在十分确定的正相关关系（图表7），PMI新出口订单指数下行，预示着下半年出口动力将趋于减弱。考虑到去年同期出口高基数的影响，下半年出口增速可能较快回落，但出口绝对金额不会大幅收缩，将保持基本稳定。
全球经济增速、全球出口贸易增速、我国出口贸易份额三个指标，是影响我国出口增长预测的主要因素。本文根据权威部门对全球经济增速和全球贸易增速的预测，以及我国出口贸易份额的分析预判，结合需求和供给双方力量对比，依照基准、乐观、悲观三种情景对下半年我国的出口增长进行预测。
基准情景下，海外疫情偶有反复但整体处于震荡复苏过程，欧美外需和东盟出口替代效应相互对冲，国内投资消费缓慢恢复但变异毒株波动干扰国内经济。该情景下，全球经济增速采用IMF对2021年世界经济增长率的预测值6%表示，全球出口贸易增速采用WTO对2021年全球商品贸易增长率的预测值8%表示。在参考2020年中国实际出口份额14.7%的基础上，根据2021年1-7月超预期的出口实际增长和下半年出口增速可能较快回落的基本判断，我国出口贸易份额这一指标2021年的数值预计可能与2020年基本持平，保持15%左右。据此预计2021年我国出口额相比2020年有所增长，全年出口同比增长10%左右。
乐观情景下，海外疫情逐步得到控制，欧美等主要经济体达到群体免疫，疫情波动导致整体外需拉动力强于东盟对我国的供给替代，国内制造业和基建投资发力，疫情快速得到控制，保供稳价落实缓解出口企业成本压力，国内经济稳步恢复。该情景下，全球经济增速、全球出口贸易增速、我国出口贸易份额三个指标，都将在经济复苏中进一步得到支撑。其中我国出口贸易份额提升幅度可能最为显著，这是依据2020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出口增速快于全球出口增速的事实得出的判断。相比基准情景，预计乐观情景下全球经济增速提高2个百分点，全球出口增速提高4个百分点，我国出口份额提高6个百分点。据此预计2021年我国出口额相比2020年大幅度增长，全年出口同比增长22%左右。
悲观情景下，德尔塔、拉姆达等变异毒株连续暴发拖累全球经济复苏，来自欧美以及新兴市场国家的海外需求急剧下滑，在疫情扰动下国内的消费和内需疲软走弱，生产遭遇阻碍。该情景下，全球经济增速和全球出口贸易增速将在疫情拖累下呈现下滑趋势，其中全球出口增速下降可能最为显著。但我国出口份额这一指标可能不会大幅下滑，原因是我国有力的疫情防控和平稳的供给能力将支撑出口。相比基准情景，预计悲观情景下全球经济增速降低2个百分点，全球出口增速降低4个百分点，我国出口份额提高1个百分点。据此预计2021年全年出口同比增长5%左右。
根据当前全球疫情反复和世界经济复苏放缓的态势，结合下半年国内投资、基建和消费等发展状况，综合考虑国内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以及基数效应，我们倾向于下半年出口情况偏向基准情景和乐观情景之间，悲观情景发生的概率较小。下半年我国出口韧性犹在。
四、政策建议
下半年我国出口面临的挑战加大，需要综合各项举措保障和促进出口，持续推进稳外贸政策，在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积极拓展外贸伙伴，谨慎应对中美经贸关系变化。积极投入世贸组织各项改革，重视区域性略的布局和实施。在国内推进落实自贸区提升战略，推动RCEP如期生效实施，扩大“一带一路”对我国外贸的带动和推进作用。加快推动中日韩等自贸谈判，拓展泛东北亚区域的贸易市场。充分认识到中美经贸关系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做好应对预案以减轻经贸摩擦对我国外贸可能带来的冲击。东盟市场既是我国扩大出口贸易的窗口也是外部需求的主要来源，并且深度嵌入我国产业链、价值链和贸易链，积极开阔东盟市场的需求和加强东盟贸易合作都将对我国出口产生正外部性。多措并举地推动兼具国际性和区域性的贸易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
2、发挥财政调节作用减缓外贸企业经营压力。地方财政可通过税费减免、延迟征收、垫付费用等方式，全面降低外贸企业的用工、社保、房租、利息等成本支出压力，减轻因原料价格飙升造成的企业经营压力。在当地财政认可的范围内，允许外贸企业缓交社保或为其垫付租金。可通过政府采购方式给与对应出口企业财政支持，充分利用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的手段将减税降费落到实处。
3、加大对外贸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有效落实促进外贸外资稳定增长的金融政策措施。在国际结算和国际信贷等领域提供针对性的金融支持，以缓解外贸企业的流动性压力。运用金融手段支持外贸企业开拓新市场，加强对生产链和供应链的柔性改造。在外贸领域更为积极地落实国家支持中小微企业的各项金融政策，进一步改善外贸中小微企业的金融环境。
4、引导外贸企业树立汇率风险中性意识，选择适合的汇率风险管理工具。外贸企业首先需要树立汇率风险中性理念，明确外汇衍生品是用来对冲市场风险的工具而非投机工具。应在充分了解金融风险对冲工具的基础上，根据自身资产负债、风险管理偏好等因素选择最适合的外汇衍生产品。优先采用自然对冲方式降低汇率风险敞口，再选用衍生品合约对冲剩余风险敞口，还可采取延后结汇的方式缓解企业自身经营资金压力。
5、加快外贸企业探索跨境电商相关贸易方式。近5年，我国跨境电商持续高速发展，是当前带动作用最强的一种外贸新业态，也是拓展我国出口贸易的新抓手。我国2020年跨境电商贸易增长了31.1%，2021年上半年增长了28.6%，在本次疫情冲击下为稳外贸发挥了重要作用。企业层面应提升信息技术水平和拓展产业链优势，打通设计、生产、流通与消费的各环节，实现出口贸易的全流程服务。政府层面应积极推动供应链的数字化建设，特别是利用跨境电商平台在国际运输方面的议价能力，协助外贸企业获得优惠国际运价。全面优化跨境电商零售商品的进口清单，为跨境电商的进出口退换货管理提供便利，让跨境电商在知识产权的保护下更加健康发展，助推我国出口贸易实现高质量发展。
6、统筹优化出口贸易的航线运力配置，提升集装箱运力水平。通过组织多用途船队开辟专班运输服务等举措，加大对出口航线的运力供给，提高集装箱的海外周转效率。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确保国际物流供应链的稳定畅通。在港口作业紧张的状况下引导国际、国内班轮公司集中供给主要航线，提升运力效率，为我国出口供给保驾护航。
（连平 系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常冉 系植信投资研究院研究员）
编辑：陈偲
责任编辑：毕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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