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长三角如何实现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权威专家今天这样说

12月5日，2020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端论坛暨“十四五”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研讨会在上海财经大学举办。《2019-2020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在论坛上发布。

12月5日，2020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端论坛暨“十四五”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研讨会在上海财经大学举办。本次论坛围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质量区域协调发展”等主题，邀请全国城市与区域经济研究及区域规划领域的顶级学者和专家共同探讨。

《2019-2020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在论坛上发布。该报告以长三角一体化与区域协同治理为主题，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与区域协同治理的现实基础、战略意义、路径举措等进行了系统阐述。

《报告》指出，随着区域一体化和网格化发展进程加速推进，扩建高速路段、建设航运、协力打造机场群、打通省际断头路等，长三角交通基础设施网络日益完善。同时，优化双创环境、推进技术转移体系建设等一系列举措，令科技创新一体化加快推进。此外，跨区域、多主题参与模式下的生态文明探索，也令长三角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

上海财经大学讲席教授、长三角与长江经济带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学良在论坛上表示，我国经济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长三角社会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从量的提升转到质、量共抓的新时期，要在积极探索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路径的基础上，向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发展迈进，不妨以“多彩增长”为目标，“随着将关乎百姓福祉的生态环境、公共服务等上升到与经济增长同等的高度，深化传统橙色增长、坚持创新金色增长、塑造生态绿色增长、传承文化青色增长、深挖公共服务蓝色增长、共筑区域协同紫色增长，共同助力长三角建设成为强劲活跃的世界级城市群。”

“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对于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意义重大，在此过程中，需要金融行业特别是商业银行提供更加适配的金融服务。”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徐斌在论坛上指出。

徐斌表示，交通银行为此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探索，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从六个方面积极以金融之力支持区域发展。一是优化体制机制，打造同城化概念；二是强化产品创新，解决难点痛点堵点；三是深耕重点区域，提升金融服务能级；四是联通内外部渠道，构建全方位合作格局；五是发挥带动作用，在实践中推进政策革新。

在主旨演讲环节，9位权威专家围绕论坛主题发表了真知灼见。

张大卫：长三角要发挥多领域的中枢作用

“我们提倡‘双循环’时，一定要考虑到数字贸易问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河南省原副省长张大卫在论坛上强调。

张大卫指出，随着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快速迭代，数据革命正在全球范围内兴起，改变着全球经济格局。数据经济发展生成的强大数据流正在改变传统经济形态和贸易形态，人们更多地通过数字化交易手段来完成交易行为，数字贸易日益成为贸易的主要形态，数据成为新的重要的生产要素。

“中国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数字产业新业态的发展和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走在世界前列，同时，在数字贸易方面也采取开放态度。”张大卫进一步指出，“我们提倡的‘双循环’绝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更加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

“在数字货物贸易方面，中国有着独特的优势，在全球占据了很大的市场份额。但是，我国在数字贸易治理方面比较滞后，目前还需要在国际上提升规则制定方面的话语权。”张大卫表示。

张大卫认为，长三角长期以来形成了产业技术、区域协同和全面开放的优势，已经为构建“双循环”格局打下了稳固基础。要在未来发展中发挥区域一体化协调发展的优势，就要发挥创新、金融，贸易、流通、先进制造业等领域的中枢作用，更好地吸引国际优质要素资源为国内市场服务。

“建立ETP平台和e-WTP平台，打造若干全球性、区域性和面向全国的枢纽，应该是实现‘双循环’的重中之重。”张大卫强调。

张大卫建议，上海等区域中心城市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建设相关平台。

首先，建立强大的国际性综合交流枢纽和多种交通运输的转换能力。

其次，建设强大的服务与数字贸易的产业互联网平台，“这不是现在的企业互联网，也不是制造业服务化的互联网，而是基于数据的流量和结构形成系统的产业互联网”。

此外，还需建立功能完备的金融口岸和高效的通关能力，全球供应链体系及国际性枢纽的对接能力，建立覆盖主要中心城市及供应链节点城市的交易和物流网络，强大的国际、国内市场物流基层分拨能力，建立先进制造业集群和产业生态系统，建构强大的金融服务和保障能力，建立数据管理和应用开发能力，供应链管理能力，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和数字品贸易，利用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和自由贸易区实验平台，来建设数据跨境流动的自由贸易港。

仇保兴：“韧性城市”是应对“黑天鹅”风险的必然选择

“不确定性是现代城市最难对付的风险因素，而放大冗余或制定预案的传统应对思路均不能应对‘黑天鹅’风险。‘韧性城市’是应对‘黑天鹅’风险的必然选择。”国务院参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副部长、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长仇保兴指出。

仇保兴表示，“韧性城市”是指具有吸收未来对其社会、经济、技术系统和基础设施的冲击和压力，仍能维持基本的功能、结构、系统和特征的城市，“‘韧性城市’是对原有工业文明时代城市规划建设模式的创新，是政府观念革命，是‘刀刃向内式’的改革。”

仇保兴认为，应通过以下十个步骤迈向“韧性城市”。

一是，转变思想观念。传统工业文明下的城市基础设施的集中化、大型化、中心控制模式不仅造价高昂，而且也成为“脆弱性”的源头。

二是，设计研究机构创新。基于在城市设计中应用第三代系统理论，跳出第一、二代系统论的局限，才能开拓未来城市韧性基础设施设计的新途径。

三是，分析生命线工程脆弱点及治理成本，列入《五年计划》。

四是，编制生命线工程分组团化改造方案。

五是，在每个组团中补充建设“微循环”。

六是，利用信息技术协同各个组团和各类“微循环”设施。

七是，结合老旧小区改造，补足社区单元短板。

八是，新建和改造公共建筑均考虑“平疫结合”、“平灾结合”。

九是，布局建设具”反磁力”的“微中心”。

十是，深化网格式管理智慧城市建设。

范恒山：增强科创能力是推进长三角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是推进长三角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也应当成为长三角一体化的重要的任务。”国家发改委原副秘书长、上海财经大学长三角与长江经济带发展研究院专家委员会主任范恒山表示。

“长三角区域科技创新的历史地位非常突出，尤其是上海，在很长时间内都是我国主要的创新基地，形成了一批在国内具有独特优势或久负盛名的产品和产业。”范恒山指出，科技创新在创新体系和创新格局中具有核心地位，长三角区域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要把强化科技创新放在核心支撑的位置。通过高水平的科技创新，使长三角地区成为国家和世界科技创新的策源地，并对全国实现高水平的科技创新起示范和带动作用。

“长三角地区的科创优势明显，科技资源、科教资源丰富，但是，该区域的创新能力和创新资源的匹配度仍然不够，关键核心创新能力不够强，科创与产业融合不够深入，世界级品牌仍然比较稀缺。”范恒山强调，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涉及创新要素的全面集聚、有效整合和充分发挥三个方面。要利用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实施的机遇，紧扣上述三方面协同联动，最大限度地提升长三角区域的科创能力。

阮青：六方面打造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

“面向未来，长三角不仅要在已知领域攻坚，还要在更大未知领域探索。不仅要打造自己的‘小水桶’，更要贡献长板，打造长三角的‘大水桶’，做到分工合作、优势互补。”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常务副主任阮青在今天上午举行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端论坛暨“十四五”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研讨会上表示。

阮青表示，长三角科技创新优势明显。首先，长三角经济总量占全国比重高、份额大。同时，人才富集、科技水平高、制造业发达、产业链供应链相对完备。此外，长三角科创产业紧密融合，形成了一批国际竞争力较强的创新共同体和产业集群。

阮青指出，要从以下六方面打造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

一是，建好“长三角科技创新圈”。发挥长三角中心城市作用，以上海为龙头，携手南京、杭州、合肥，以沿沪宁（G42）产业创新带、G60科创走廊、宁杭（G25）生态经济带为支撑带，构建长三角科创圈。同时，畅通创新要素流动，集聚创新资源，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供动力支撑。

二是，推动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化发展。加强上海张江、安徽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强化国家重大战略项目、重大科学计划、科技重大专项和国家实验室布局，支持更多大科学装置落地，推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化发展。此外，加快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优化升级，推动科研基础设施、大型科研仪器、科技文献、科学数据等科技资源合理流动与开放共享。

三是，开展关键核心技术协同攻关。集聚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探索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实施一批关键技术攻关任务，产生一批填补国内外空白的重大技术突破和创新成果。此外，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打造全国创新策源地，提供高水平科技供给。加快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争取一批科技创新2030重大专项。

四是，开展产业链补链固链强连行动。加强产业链监测分析，开展长三角产业链供应链研究，梳理断链风险点，研究提出解决方案和配套政策建议。同时，针对断供风险，加快建立产品备份系统，加快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充分发挥龙头企业作用，促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加强合作。政府加强支持引导，加强供应链风险预警和应对协调服务。

五是，共建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在研发方面，加快形成一批以市场为导向的新型研发机构，提供按需定制的技术创新服务和整体解决方案。在转移方面，鼓励高校、科研机构建立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发展社会化技术转移机构，多渠道培养技术转移经理人，提高技术转移专业服务能力。在交易方面，以长三角地区四个技术交易市场为枢纽，深化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功能，建立完善长三角一体化技术交易市场网络。

六是，抢跑数字经济“新赛道”。发挥数字经济优势，推动数字经济赋能新产业新经济发展，打造全国数字经济创新经济。同时，大力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大力培育数字内容产业。

侯永志：统筹布局区域发展要处理好多项重大关系

“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布局区域发展，既要处理好发展与其他方面的关系，又要处理好区域发展领域内部的诸种关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侯永志表示。

“‘十四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要坚持系统观念的原则’。”侯永志提出，在互联互通的世界，各种积极和消极的因素相互影响。对于一个系统来说，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系统相互嵌套和影响，“大系统有不同层次的目标，各子系统的目标要相互协调。如果各子目标之间功能失调，则系统的总体目标难以实现”。

“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布局区域发展，需要处理好与全球发展的关系、与国家整体发展的关系、与‘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关系、四大板块战略之间的关系等重大关系。”侯永志表示。

侯永志认为，从本质上理解，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事关发展主动权能否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从中观层次理解，涉及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几个方面，其中分配是关键环节。从产业链层面理解，关键生产环节不能缺失。此外，配套能力和核心技术自立是核心。

肖金成：打造都市圈同城化，推进长三角一体化

“长三角一体化要从都市圈同城化开启，而都市圈要搞责任制。”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理事长、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原所长肖金成表示。

“目前，长三角一体化的进展比较理想。”肖金成分析道，一方面，安徽融入长三角后积极性较高，与长三角其他地区展开了较为密切的合作；另一方面，苏北、浙南地区与长三角其他城市群的差距在缩小，尤其是盐城、徐州、淮安、丽水、衢州等地发展较快，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

长三角地区的都市圈有哪些？肖金成认为有四个：上海都市圈、南京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和合肥都市圈。其中，上海都市圈是指以上海为核心，包括周边的苏州、嘉兴、南通、无锡、常州、宁波、舟山等。

“都市圈要搞责任制。”肖金成强调，首先，核心城市要发挥好辐射带动和引领作用。其次，要编制都市圈同城化规划。再次，要建设轨道上的都市圈，从核心城市到二三线城市，都要形成无缝衔接的交通系统。

“一体化包含多个层次，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是由近及远，逐步向外推进的。一体化的重要目的之一，是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肖金成进一步指出，发展落差往往是发展空间，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要符合经济规律、自然规律，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承认客观差异。

刘志彪：建设统一市场，首推区域市场一体化

“统一市场建设，是长三角区域能否向新的全球化战略转换的关键问题。”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表示。

“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过去的特征，是上海作为世界级城市，带动其它地区实现出口导向。上海与长三角其它三省之间形成了交易成本加上制造成本降低的协同效应。”刘志彪指出，上海过去更多体现了带领周边地区对外开放的功能，而缺少对内开放的作用和功能。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全球化战略的前提条件和基础发生了重大改变，“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使得对内开放问题日益重要。全球化从客场走向主场，中国要把出口导向的全球化战略转向基于内需的新的全球化战略。

“显然，实施上述新的全球化战略，基本前提是国内形成强大的内需或超级市场规模。”刘志彪称，当前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只是潜在的，而非现实的，“虽然市场总量不小且增长快，但分配和支出结构不利于增加消费需求。此外，尽管市场容量看起来大，但实际可以规模化利用的空间并不大”。

那么，统一市场建设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从哪里开始做起比较好？刘志彪认为，在大国经济中，首推区域市场一体化发展。从发展阶段看，我国区域发展差异很大，全国统一市场建设和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分区域、分步骤和阶段推进。

“比如，首先从长三角这一文化相通、地域相近、经济发达的区域做起。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把行政区经济转变为区域统一市场，为统一市场建设探路。”刘志彪称表示，因此，统一市场的建设，将成为长三角区域能否向新的全球化战略转换的关键：首次，基于统一市场，率先形成新发展格局；其次，基于统一市场，勇当我国科技和产业创新的开路先锋，提供优质产品和高水平科技供给，支撑全国高质量发展；第三，基于统一市场，加快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而现在的重点是对内开放。

“在推进区域市场一体化的基础上，如果再强调各个一体化经济区之间的相互开放，以此推进全国统一市场的建设，可能就是最优的改革次序选择和工作步骤。”刘志彪补充道。

刘亭：建设数字长三角，要以政府数字化转型为先导

“长三角的未来发展应是高质量、高水平的发展，而数字化转型是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器’。”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研究员刘亭指出。

“‘高质量、高水平发展’既与生产力增进有关，也与生产关系变革有关。”刘亭表示，生产力方面，要靠以数智经济、新实体经济为代表的，数字化信息技术的赋能应用或增值应用；生产关系方面，要靠以民营经济、开放型经济为代表的，市场化取向改革的全面深化。

刘亭指出，数字化不仅正在改变人类的生产方式，也在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因而，要以政府数字化转型为先导，撬动经济和社会数字化转型，推动加快转入高质量发展的轨道。

“数字经济是数字长三角的基础。”刘亭分析道，数字经济是以数字产业化为动力主体，以产业数字化为融合实体，以城乡数字化为空间载体的数字经济体系，为数字社会发展和数字政府运行奠定了坚实基础。

长三角地区要在积极探索数据确权和交易规则的基础上，构建动态、海量的数据市场，建设全球数据港，发展数字枢纽型经济，驱动长三角地区迈向居于全球前列的数字经济体。

“数字社会是指以数据连接、服务在线、智能协同为特征的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新形态。”刘亭称，长三角一体化的数字社会建设，第一要务在于借助数据的可控性开放，助力破解现存种种行政壁垒和条块分割现象，推进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的全区域优化。

其中，数字政府起到先导作用。刘亭认为，数字长三角是一个以数据为核心要素驱动发展的生态系统。在经济、社会和政府数字化转型与发展过程中，政府应处于倡导者、带领者、规范者和补缺者的地位。

“在数字长三角的建设进程中，政府的数字化转型是一场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是牵引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发展的关键。”刘亭指出。

宁越敏：创新活化江南文化

“创新既是科技的根本，亦是文化得以持续的生命。”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原主任宁越敏发表了题为“长三角一体化的尺度问题和江南文化的活化”的主旨演讲。

“江南文化以水乡为底蕴，在精神、器物两方面形成独特的气质，拥有大量的世界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宁越敏表示，“不过，其发展至今面临两个问题。一是随着其他地方特色文化的兴起，江南文化的影响力下降。二是不少江南文化遗产，包括传统手工艺品、地方戏曲等依赖政府保护，未能与市场经济很好地契合，迎合新时代的创新不足，逐渐衰落。”

那么，该如何活化江南文化？对此，宁越敏提出了四点设想。

一是借助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促进长三角优质文化资源互补，扩大江南文化的影响力。长三角各市文化机构可以共建网络型的长三角江南文化传承中心，包括统一建设江南文化资源数据库、举办江南文化论坛等。

二是实施文化创新战略，鼓励文化+互联网的发展。互联网作为信息时代的新媒介，具有去中心化的特点，加速了文化传播的扁平化，并催生了大量新的文化表现形式。实施文化加互联网战略，就是充分利用互联网发展文化新业态，使江南成为信息时代的新文化中心。

三是实施文化人才聚焦战略，吸引国内外一流文化人才聚集于长三角。只有拥有优秀人才，文化才有更大影响力。配合文化加互联网战略，重视创意型人才和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和引进。

四是提升城市文化影响力战略，推动文化和旅游的融合发展。以“中国文化之都”发展目标为引领，通过提升、活化、新建等手段，形成一批文化地标，推动文旅产品品牌化、市场化、网络化、国际化，使之以“诗画江南”新形象矗立于世界文化城市之林。

记者 魏来 何思 吴斯洁

编辑 潘晟

责任编辑 白岩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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