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国是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长刘胜军：拉动消费是决定经济复苏的关键；内外双循环会让中国变得更强大
“中小微企业的资金实力比较弱，但给它贷款的意义不大，它需要的是收入。而收入主要来自于消费，消费起来了，它们的日子就好过了。”
今年是极为特殊的一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不仅影响到全球民众的生命健康，还迫使各国央行不断采取调控措施确保经济稳定。由于中国有效及时地控制住疫情，而海外一些国家仍面临疫情二次暴发的风险，中国经济率先复苏，前三季度GDP增速由负转正。与此同时，中美之间的博弈已经从科技蔓延到金融等多个领域，并且这种关系有可能将长期持续。
作为二级市场的投资者，我们更希望了解，疫情下经济何时触底反弹，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在哪？中美关系将如何演绎？金融市场改革的痛点是什么？近日，《国际金融报》记者对话国是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长、微财经创始人刘胜军，就上述问题展开探讨。这位“坚持讲真话的经济学家”，为我们带来了全面的深度解读。
国是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长、微财经创始人刘胜军
以下是《国际金融报》记者与刘胜军的对话实录：
经济触底反弹的结论为时尚早《国际金融报》：当前国际形势较为复杂，我们国家在今年提出了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一种什么政策？
刘胜军：针对当前国外市场环境，国内现在首先是以防御为主。第一，拉动内需更加重要，其实这一点从2008年就已经开始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内需的重要性显然已超过外需；第二，在美国打压的情况下，毫无疑问要增加中国的核心技术。
《国际金融报》：这个政策会有什么影响？
刘胜军：这个政策被提出之后，有正面也有反面影响。如果解读的不好，就会造成一些误读。比如，一些地方基层官员，他可能会理解为是不是现在不太强调对外开放了？另外，一些投资者可能会对市场有担忧情绪。
但从好的方面来看，这个政策提出来，确实能告诉我们现在国家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怎么去提升消费能力，怎么去发展核心技术？就这一点来讲，我们带有很强的防御性，特别是美国打击中国的这些行业。
我认为内外双循环的含义是：首先，即使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也能活下去；其次，还是会坚持经济来往；最后，这个政策的推出也会让中国变得更强大。
《国际金融报》：8月消费数据增速同比“转正”，9月继续保持增长。您觉得这是否释放积极的信号，国内经济是不是已经触底反弹到了正常增速？
刘胜军：现在下结论可能还太早。首先，从年内情况来看，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上半年消费情况一般，而对比来看，下半年的增速会看上去更快一些。但因为参照的基数不同，所以得到的增速实际数据也会不一样。
其次，新冠肺炎疫情出现后，最受影响的是消费服务业，因为疫情对全世界低收入群体带来的冲击会比较大，导致这部分人群的工作会相当不稳定，这部分人群的财富也会下降。
我们对未来还是非常担心的，现在除中国外，全世界其他许多国家还处在疫情的困境中，很难想象未来会有什么变化。
拉动消费是促进经济的重要力量《国际金融报》：疫情以来造成的失业现象有哪些？哪些行业更受影响？
刘胜军：目前来看，失业有几种，一种本身有工作，现在因疫情影响没工作了；一种是没有丢掉工作，但工作岗位不忙，暂时回家休息了；一种是阶段性失业；最后一种是没有失业，但是工资收入降低了。现在受影响最大的行业可能是电影院、航空、酒店。
《国际金融报》：您认为发消费券是拉动内需的好方法吗？
刘胜军：首先，我认为消费券很重要。因为现在最困难的是中低层收入的群体以及中小微企业，尤其中小微企业的资金实力比较弱，它可能两个月没有收入就倒闭了。
但免房租并不是能够让这类企业持续活下去的路子，给它贷款意义也不大，它需要的是收入，而解决这类企业或个人困境的唯一办法就是发消费券。中小微企业的收入主要来自于消费，消费起来了，它们的日子就好过了。
《国际金融报》：应如何拉动消费？
刘胜军：这需要老百姓自愿去消费，有的人说消费券不能直接解决问题，要直接发现金，但问题在于中国老百姓整体储蓄率比较高，发了现金不一定会有消费，而是会有存款。消费券的不同之处在于有有效期，在有效期之内消费后转化成中小微企业的收入，而消费是最终需求，中小微企业的收入对经济也有拉动，经济回暖也利好中小微企业，政府的税收慢慢上涨，这是一个良性循环。消费券就相当于促进经济这个机器运转的润滑剂。
至于发多少消费券，参照欧美国家的情况，中国大概要发差不多2万亿元的消费券。在这种非常时期，我国中央财政实际的财务状况比美国要稳健很多，我认为中央能够承受2万亿元的消费券，但到目前为止，消费券体量还只有几百亿，主要是地方政府在发，而且并不是完全免费的消费券，大部分类似于折扣券，我认为政府的调控有些过于保守。
消费券的发放领域要有所选择，一日三餐是居民的日常，但是服装等日用品拉动消费显然比食品要高。在选择人群上，可能重点关照中低收入群体。
《国际金融报》：今年中小微企业的生存有多难？
刘胜军：我们没做过调研，只能说一些个人的观察，也很难说是基本规则。毫无疑问，上半年特别是一季度，这是非常困难的时期。有很多人失业，很多中小微企业倒闭，就连海底捞这种大公司也出现很大亏损。
目前，中小微企业应该有了比较大的好转，消费也在逐步好转。但我们现在担心的是，有一部分创业组织被淘汰了，回不来了，另外一部分虽然活下来，但依旧很艰难。
另外，我们还担心银行贷款数据增加的大头主要来自国有企业，而不是中小微企业。银行出于完成指标，可能将贷款给了本不需要的中小微企业，拿着贷款的中小微企业再转给其他企业，这就出现资金的套利。目前这个现象还在蔓延。
所以，解决中小微企业生存困难的关键是要让中小微企业觉得金融环境是公平透明的，政府今年在减税降费这方面要做更多的支持。另外，中小微企业靠的还是消费，如果消费回不来，贷款也没有意义，因为贷款是要还的，中小微企业要的是收入不是贷款。
《国际金融报》：您觉得中小微企业的市场准入门槛是否还应再放宽？
刘胜军：放宽准入门槛对中小微企业的利好不是那么直接，但是间接有作用。目前最大的问题在于行业的行政垄断，比如，通信行业，目前只有三大运营商，且都是国有企业，如果这个行业能够放开，给其他民营企业发放牌照，将会给整个移动通信市场增加不少投资额，整个市场效率提高，会带动整个产业链的发展。
不排除与美国之间的金融制裁《国际金融报》：您觉得中美科技领域之间的博弈会上升到金融制裁吗？
刘胜军：现在一切都有可能发生，因为美国的目标很清楚，它就是要遏制中国经济增长，阻碍中国的崛起和发展，为了达到这个目标，美国无所不用其极。美国唯一顾虑的是，如果采取了某项制裁措施，会对其自身带来多大的伤害，所以像金融战这类的措施我们不能不防，但是它肯定也会比较谨慎，因为很有可能会引发全球尤其是东南亚的负面反响。
美国政府到目前为止对中国所做的事情，用经济学的理论都无法解释，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对它自己也没有好处，但它一意孤行，因为这里面有很多政治的变量。比如，特朗普认为只要这么做了，哪怕对经济不好，但能够塑造一种政治强人的形象。
《国际金融报》：下个月就要举行美国总统大选了，您觉得特朗普当前是如何考虑的？
刘胜军：首先，对特朗普而言，毫无疑问当前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连任。其次，特朗普确实是一个有着很强个人偏好或者个人价值观的人。
A股市场应更加公平成熟《国际金融报》：作为金融领域的主要组成部分，A股目前有待改善的规则有哪些？
刘胜军：如果我对金融市场有信心，我就把钱从房地产转一部分到股市，但目前所谓的信心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我们的预期，而预期还不是特别稳定，大家对股市的长期性投资没建立起来，因为不少人认为A股不是一个公平、成熟的价值投资领域，其财富转移的功能远远大于财富创造的功能。但是中国资本市场改革步伐从未停止，比如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等一系列举措。
《国际金融报》：今年市场经常传出券商合并的消息，您怎么看待这类现象？
刘胜军：合并很正常，这是金融市场的竞争规律。行业竞争到最后会形成一批寡头，大券商在金融行业有很强的规模效应，品牌和资金实力也会越强，抗风险能力也会随之提升，这样才能吸引到更顶尖的人才和优质的客户。
《国际金融报》：中国股市现在有九成都是散户，未来占比会不会越来越小，直至去散户化？
刘胜军：从国际规律来看会有那一天，但我们没法预测何时会过渡到这个阶段，这里面有几个重要因素。
其一，做好投资者教育，如何让更多的投资者认识到投资需要专业能力和研究，但大部分人很难做到，所以投资者更应该把资金委托给专业机构去投资；其二，专业机构的投资能力水平有待提升；其三，A股市场短期的噪音要降低，因为中国是一个散户市场，市场的噪音增多会带来更多信息套利的机会；其四，很多上市公司缺乏长期可预测性，公司经营业绩不稳定，过几年可能会发生改变。
开放中国资本市场是一个漫长过程《国际金融报》：下一步金融改革的思路或者重点应该放在哪里？
刘胜军：金融改革它不是一个单纯的金融领域，而是和国企改革、政府改革密切关联。一要恢复大银行的商业化市场化；二要打破银行业的垄断格局；三是全面推进注册制改革，把注册制做好了，直接打通融资渠道，提升直接融资比重，更加有利于科技创新型的企业。
《国际金融报》：数字经济的出现对金融市场有哪些影响？
刘胜军：数字经济是一个大的发展潮流，总体来讲，数字经济确实创造了很多价值，节约成本，提高效率，改善消费体验，创造新的模式，比如金融行业的智能投顾、人工智能数据分析等。
这对于人类社会是一个历史性的改变。过去这些年数字化城市有了很大进步，而疫情的出现又推动了数字化的进程，未来还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未来产业互联网会往To B方向有更大发展。
《国际金融报》：您觉得未来外汇管制有无放开可能？
刘胜军：外汇放开的窗口已经过去了。首先，2013年自贸区建设提出之后，其中一个目标便是设立自贸区账户，但2015年发生的股灾，人民币汇率暴跌引起了中央对金融风险的关注。
其次，近两年经济风险大幅上升，尤其是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争端出现，这个时候再开放资本账户是不可能的。最后，从理性的角度来讲，中国要开放资本账户是很漫长的过程，资本账户开放是所有金融改革当中难度最大、风险最高的一个步骤，它应该留在最后。
《国际金融报》：开放之后如何控制风险？
刘胜军：第一，国内外的资产价格差别不能太大，从长期来讲有个“一价定律”（The Law Of One Price）。比如，同样一个房子，上海如果卖100万美元，美国却卖20万美元，你肯定会把上海的房子卖了，在美国买5套房，我们现在资产价格显然太高，所以它会引发套利。有篇文章讲到，中国房产市值已经超过美国和欧盟所有的房产，这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泡沫，这个问题不解决，一旦开放肯定会有大规模的资金外流。
第二，金融体系要有韧性。比如，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时，随着美国股市的暴跌，一些热钱都流向美国，美股市场是最有流动性的市场，当金融危机来临时它反而相对安全。
第三，国家宏观调控货币政策的能力，因为美国货币政策基本上已经过渡到了价格型，宏观调控只需要加息降息即可，但是中国目前还不能仅仅靠这一手段调控，中国的问题在于结构调控，需要靠一些窗口指导来进行。
医药行业需要专利创新技术《国际金融报》：您觉得现在城市最大的经济发展难题在哪里？
刘胜军：目前难题很多，比如房地产方面，房价太高，很多人买不起房，即便买得起房，消费能力也会大大降低。这是影响经济内循环的一个痛点。
另外，整个经济要转型，包括上海在内越来越多的城市注重环境保护，城市环境保护基础设施投资也在增加，随之带来的是经济运行成本的增加。加上近几年中美关系变化、关税提高等背景，国内企业如何发展，如何拉动经济增长也是一大难题。但不能完全指望政府短期出钱救急，比如，一些地方政府陷入百亿债务危机，涌现一些烂尾工程。
《国际金融报》：各地政府今年都在推出重点项目计划，您如何看待新基建的发展，是否会担心带来一些新的发展问题？
刘胜军：负面的一些担心肯定会有的。
首先，考虑到地方政府官员任期较短，部分地方市长任职一届甚至一两年就会被调走，这样可能欠缺对城市的长期发展规划；其次，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的工作决策缺乏透明度和制约机制，可能是领导拍脑袋决定的决策，而不是一个科学论证；最后，由于涉及政治利益和指标，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在新基建方面会有投资冲动，而这种投资冲动缺乏制约制度，其实真正好的办法是让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
《国际金融报》：近两年大热的医药生物领域，您觉得它未来发展的机遇有多大？
刘胜军：比较看好这个领域的机遇。首先，中国是人口大国，现在已进入人口老龄化常态，叠加此前环境变化等因素，目前进入一个疾病的多发期；其次，随着老百姓收入的提升，可能对医疗保养等方面更加关注，以前大家的目标是解决温饱，而现在的目标是要保持健康，那么可能对医疗的需求会更大；最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很多疾病都有可能攻克。
目前来看，中国的医药行业正面临着其他行业共同的核心难题，大部分公司依旧缺乏强大的研发能力，一些公司可能更擅长做仿制药，但是真正能在全世界医药行业站得住脚的公司，需要大量创新科技和专利技术。
记者 王媛媛 夏悦超
编辑 姚惠
责任编辑 孙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