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有约｜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何为“内循环”？“以我为主”部署全球资源配置战略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的内外部环境正发生深刻变化。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经济发展呈现稳定转好态势。雨后初霁，在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仍然较大的下半年，我国宏观经济将怎么走？后疫情时代，我国经济复苏之路将何去何从？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部署，又有哪些看点？
本期嘉宾
邵宇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
《国际金融报》：您如何看待我国当前及下半年宏观经济的走势？
邵宇：从宏观经济数据表现看，中国经济已经走出了最困难时刻，回升态势明确，PMI等前瞻性指标已表现出明显的扩张趋势。二季度我国GDP同比增长3.2%，对比美国二季度GDP收缩近32%，可以说，我国经济的修复程度超预期。我认为，我国经济今年的增长前景相对明确，也较为乐观。
下半年，我国宏观经济走势必将是“V”字型的。放眼全球，此次财政政策及货币宽松的量级水平，均已远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在此情况下，政策效果将联合发力。就中国而言，三季度GDP增速可能会提速至6%-6.5%左右，四季度或进一步达到甚至超过6.5%。当然，这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但全年GDP增速达到2.5%-3%左右相对是有保障的。
《国际金融报》：能否更详细地解析一下我国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
邵宇：不确定性可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疫情发展，另一方面是美国大选。
从疫情发展来看，海外疫情仍在高速发展，到今年底，预计全球将是一个巨量的数字，但显然还不能达到自然免疫状态。从中国的角度看，我们当前处在相对“无菌”的环境中，但除非我们与海外隔断交往，否则只要有感染情况发生，某个特定的城市可能就要封闭一段时间。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还存在悬念或者说风险。此外，流行病专家也提及，疫情可能在冬天发生变种或卷土重来等，这均是不确定性。
美国大选方面，我们也同样无法确定美国在大选前会有哪些针对中国的举措。如果民主党候选人最终胜选，对全球的影响也可能随之会改变。
《国际金融报》：随着复工复产推进，我国生产端恢复相对不错，但消费端却相对滞后，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邵宇：消费的恢复将是一个较缓慢的过程。疫情发生后，我国消费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即消费分级，消费升级和消费降级可能同时发生。
就消费升级看，疫情中，大家对豪宅的需求仍然存在，但每个人都有能力实现消费升级，整体仍倾向边际递减。消费降级则体现得更为明显，毕竟受疫情影响最大的还是中低收入人群。从近期拼多多数据创新高也能看出，消费分级的特征已开始显现。
从刺激消费的角度看，我们需要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让百姓有能力实现消费升级。
《国际金融报》：您觉得今年的就业目标能否顺利实现？
邵宇：就业目标是一个硬约束。从当前PMI指数看，企业整体处于修复过程中，如果市场主体能够保住，自然也能够保住就业岗位。
我认为，在这方面，我们还可做更多努力。同时，在此过程中，政策需要更加精准，如谁能够提供更多工作岗位，就为其提供更多支持。
《国际金融报》：下半年，有哪些可以刺激经济复苏的发力点？
邵宇：通常而言，消费、投资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从消费看，其取决于总收入，属于一个慢的变量，短期内不会有太明显的弹性。出口方面，预计今年可能处于零增长的水平，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并不大，因此，最大变量主要来自于投资领域。
具体来看，投资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即基建投资、房地产投资和产能投资。目前来看，基建及房地产投资是比较容易发力的点，将构成下半年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内容。我认为，政策需要在三个投资领域同时发力，通过房地产投资维持基本热度，并发力新老基建投资，进而引导一部分产能投资。
《国际金融报》：您如何看待下半年货币政策？
邵宇：从货币供应角度看，目前已处于较高水位。今年二季度，GDP增速为3.2%，通胀约0.5%左右，而M2增速约11.1%，资金已相对充沛，货币增长目标已经实现。基于不确定性尚未爆发等因素，我认为，更为现实的做法是进一步观察。
《国际金融报》：7月30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对下半年经济工作作出了部署，在您看来，此次会议有哪些需要关注的信息？
邵宇：在本次工作会议上最重要关键词是“内循环”。“内循环”主要与全球大循环相对应，简单地说，苹果手机是典型全球化下的产物，细化来看，其采取美国的技术、海外的资本，日韩的高端元器件面板控制芯片等，而原材料可能来自巴西、澳洲等，又使用了中国等地的劳动力加工生产，最后卖到全世界。虽然产品很小，却运用了全球各类要素，这就是全球大循环的逻辑。
“内循环”则指东西主要卖给自己，激发自身需求，但不等于闭关锁国。美国能够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主要得益于其巨大的市场，理论上具有市场定价权。我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如果人均收入能与美国趋同，经济体量也将是美国的4倍。客观上讲，我国有这样的潜力及需求。
在全球循环里，循环包括三个方面——市场贸易、投资资本和货币。我国有着巨大的市场，可以开始产业链布局，如高端芯片制造及设计，如果每年能够交付大量产品，在某些领域就能获得定价权，进而驱动整个产业链布局和升级。再如，部分高科技产品上游产业能在我国落地，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我国就业需求。
在金融领域，如果我国“内循环”很强的话，贸易也能考虑用人民币来结算，如此我们便能获得相应的铸币税，金融定价能力也会上升。“内循环”其实经济发展的更高阶段，是“以我为主”部署全球资源配置战略。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正在朝向那个方向在努力。
记者 马嘉辛
编辑 潘晟
责任编辑 孙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