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是新基发行破万亿大关，一边是公募高管频繁变阵，年内逾五成公募人选更迭，这些高管变动更引注目

财联社（深圳，记者 沈述红）讯，上半年仅剩最后一个交易日。在疫情和全球资产大幅震荡的背景下，A股市场历经波折。而在基金领域，主动权益基金整体却获得了15.87%的收益率，领先沪深300指数1.04%的涨幅，数十只主动权益基金业绩超10%，一批重仓医药股、科技股的基金业绩突出。

与此同时，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新基金发行规模已突破1万亿大关，权益基金占到近70%的份额。按此趋势，2020年有望超越2015年和2019年，刷新历史新基金发行规模纪录。

然而，行业的发展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伴随结构性行情的发展，以及公募投资从低风险向高风险逐渐迁移，行业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其中表现较为明显的是行业高管的频繁变动。据财联社记者统计，年内共有72家基金公司高管出现变动，涉及高管人数达138人。变动较为频繁的机构主要集中在中小基金公司层面。

行业人士分析，在头部效应较为明显的情况下，中小基金公司在市场渠道、投研能力和品牌影响力等方面存在一定劣势，发展起来较为困难，考核压力会更大，高管更容易流失。高管一旦频繁更迭，会对公司持续经营造成负面影响。再加上投资者用脚投票，使得基金管理规模不断缩水；而公司发展不起来，更难留住人才，容易形成恶性循环。

“但也正是如此，使得即便公募牌照比以往更容易拿到，但基金公司想要获得良好发展，所需要的专业能力比以往更高。这些专业能力最终要落实到业绩上，只有业绩向好才能赢得客户认可和规模增长。”

逾五成公募高管出现更迭

基金高管的变更虽不是新鲜事，但作为影响公司重要战略的决策人，该群体的风吹草动广受市场、投资人的高度关注。Wind数据显示，年初至今（6月29日），共有72家基金公司高管出现变动，较全部公募行业（含券商资管）141家机构相比，占比高达51.06%，涉及高管（包括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督察长）人数达138人。

其中，11家基金公司董事长出现更迭，变动人数达19人，包括博时基金董事长江向阳、金鹰基金董事长王铁、朱雀基金董事长王欢、九泰基金代董事长卢伟忠等在内的新董事长亮相。

同时，还有22家基金公司总经理出现变动，变动人数达42人；46家基金公司聘请了新的副总经理，变动人数达56人；另有19家基金公司督察长出现更换，涉及变动人数33人。

与往年相比，今年基金公司高管变更速度更快。就变更原因而言，上述高管更迭一般源于退休、任期届满、内部岗位调整、个人原因等，其中以个人原因离职的高管占比较高。

从高管变动的频繁程度来看，今年以来，同一家基金公司中有两名高管以上离任的共计有15家。而朱雀基金、中信建投基金、太平基金、上银基金、金鹰基金、红塔红土基金、弘毅远方基金、富荣基金等8家基金公司旗下则均有3名或以上高管于今年离任。

中信建投基金就是一例。该公司年内总经理、副总经理、代总经理职位高管发生变动。6月19日，金强接替代总经理蒋月勤，接任了邱黎强的总经理一职，这也是公司成立不到7年迎来的第四任总经理。而此前，邱黎强担任总经理的时间不过一年零四个月。

此外，中心建投基金前副总经理周建萍也在5月30日离职。有市场人士分析，这或许与该公司大股东中信建投证券对公司的业绩考核有关。从中信建投基金近年来的发展来看，其公募业务增长较为缓慢，旗下非货币基金管理规模刚刚突破50亿元，旗下的权益类产品及固收类产品管理规模均增长缓慢，且业绩表现分化，发展阻力明显。

弘毅远方基金年内相继有4位高管离任，涵盖总经理、副总经理、督察长、代督察长等职。值得一提的是，该公司在今年还陷入了高管“被离职”的尴尬。4月24日，弘毅远方基金发布公告称，原总经理郭文因个人原因而离职，李湧为公司新任总经理。5月23日，弘毅远方基金再发公告，公司股东弘毅投资（北京）有限公司增加出资5000万元，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李湧。然而，走马上任不久的李湧很快被董事会免职。6月8日，弘毅远方副总经理黄薇薇接任李湧，成为新任总经理并代任督察长一职。

在弘毅远方基金关于《关于免去李湧总经理（暨代人督察长）职务的议案》中，提及了李湧被突然罢免的原因：“多名员工实名举报公司总经理李湧严重违反公司制度破坏企业文化的行为”，但未说明该项指控的具体内容。

金鹰基金今年也迎来多起高管变动，王铁接替李兆廷成为新一任董事长，原总经理刘志刚因个人原因离职，原副总经理姚文强转任总经理，首席信息官刘盛被增聘为副总经理，殷克胜则接任督察长一职。

基金公司高管的频繁变动，反映出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沪上一位第三方基金评价机构研究人士分析，一般而言，基金公司高管变动无非是基金公司业绩不佳，抑或是股东方变动、磨合所致。“尤其是总经理这一职位，更多是源于经营压力。”

华南一家中型公募基金人士告诉记者，基金公司激励政策不到位、公司调整团队治理结构等，也会加速基金公司管理层的动荡。

“而在所有容易引发基金公司高管变动的行为里，中小基金公司最容易触发。”

中小基金公司高管之困

上述公募高管更迭数据中不难看出，变动较为频繁的机构主要集中在中小基金公司层面。

在头部效应较为明显的情况下，中小基金公司在市场渠道、投研能力和品牌影响力等方面存在一定劣势，发展起来较为困难，考核压力会更大。

“在此基础上，中小基金公司高管更容易流失。高管一旦频繁更迭，会对公司持续经营造成负面影响。再加上投资者用脚投票，使得基金管理规模不断缩水；而公司发展不起来，更难留住人才，容易形成恶性循环。”前述第三方基金评价机构研究人士称。

事实也确乎如此。上述提及的弘毅远方基金于2018年1月31日正式成立，是弘毅投资旗下专事二级市场投资及管理业务的公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该机构旗下目前共有5只公募基金，合计资产规模13.74亿元，在众星林立的公募行业里实力显得较为单薄。作为小型基金公司，其发展尚不成熟，高管流动频繁并不罕见。

即将迎来10岁“成人礼”的金鹰基金发展同样严峻，近年来，该公司规模同样不升反降。Wind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2月31日，金鹰基金管理规模为373.4亿元，较2018年缩水227.69亿元，同比下滑37.88%。

具体来看，金鹰基金混合型基金规模从2018年的94.87亿元减少至75.34亿元，同比减少20.59%；货币基金规模从306.57亿元缩水至184.47亿元，缩水近四成；债券型基金规模从193.48亿元下滑至100.4亿元，同比下滑48.11%。

“一方面股东方变动影响到了这家公司高管层，而高管层的变动也直接影响到了公司的布局和发展。”上述研究人士表示。

太平基金亦是一例典型。该公司自今年1月一次性开出四张高管离任单以来，高管层便一直处于震荡局面。截至6月29日，该机构年内高层变动人数达9人，涉及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代总经理等职。

1月22日，太平基金发布了高级管理人员变更公告，董事长汤海涛因组织调动离任公司董事长，新任范宇为董事长。同时，该公司副总经理王健因个人原因离任，副总经理金芳因组织调动离任，副总经理宋卫华因工作需要转任公司非管理岗位。同日，曾在证监会任职的范宇接任董事长一职。董事长和三位高管同时离任，这样的人事调整在业内实数罕见。一位接近太平基金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这与公司原大股东中原证券清仓减持其所持股份有一定关系，而上述离任高管中，宋卫华、王健二人均有过在中原证券的任职履历。

4月22日，继2019年9月份邱宏斌离任总经理一职后，代理太平基金总经理一职不到半年的吴东离任。同一天，尤象都上任，该公司总经理一职被填补。值得一提的是，邱宏斌担任太平基金总经理的时长仅为14个月，而其上一任林小龙任期也不到二年。此后的4月29日，季勇接任副总经理一职；6月22日，史彦刚接任副总经理一职。

除去股权变动引发的高管离任，太平基金近年来业绩所呈现的亏损状态势或是其高层如“走马灯”般频繁变动的另一诱因。据中原证券公告可知，太平基金2018年营业收入为7419.81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4721.47万元；2019年前三季，太平基金营业收入为4599.43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743.45万元。

从规模和产品布局来看，太平基金也一直未能有更好的成效。截至2019年末，太平基金合计规模168.6亿元，其中货币基金86亿元。相较于业内8家保险系公募，剔除货币基金规模，太平基金规模排名垫底。另一方面，太平基金的产品线也一直处于匮乏状态，基金经理平均任职年限不到三年。虽然汤海涛在太平基金三年半的时间里，布局股、债、货币三大类主动型标准产品，并建立了双营销中心，但公司固收类产品依旧占多数，2019年底权益类产品规模仅为21.5亿元。从2015年开始布局权益类产品至今，公司仅有3只权益类基金，且机构持有人占比较高，规模和实力相对不够，短板仍未补上。而这，也成为了新一任掌门人范宇所亟待解决的命题。

“适度频率的高管变动对基金公司的影响有限，但两三年内频繁换高管，或是高管变更带动公司内大范围投研人员更换的公司，整体发展大概率会受到影响。”上述华南公募基金人士表示：“如果没有明星基金经理或者耀眼的业绩，小基金公司想突围越来越难了。”

“也正是如此，使得即便公募牌照比以往更容易拿到，但基金公司想要获得良好发展，也比以往需要更高的专业能力。这些专业能力最终要落实到业绩上，只有业绩向好才能赢得客户认可和规模增长。”上述第三方基金评价机构研究人士坦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