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政府原参事黄泽民：加速推进国际金融中心深度建设

“上海是朝着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愿景前进，不同于普通的金融中心，在开放水平及力度上均被赋予更高的期望及要求，其建设进程具有高跨越性、高难度性以及高标准性。”

“上海是朝着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愿景前进，不同于普通的金融中心，在开放水平及力度上均被赋予更高的期望及要求，其建设进程具有高跨越性、高难度性以及高标准性。”第十二届陆家嘴论坛召开期间，上海市人民政府原参事、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黄泽民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专访时如是说。

科创板设立一周年，进一步巩固上海金融中心地位。在黄泽民看来，能否下得了狠手，按照既往制度设计，将科技资质欠佳及长期盈利能力不济的企业及时清除，坚决执行退市机制，这对科创板未来或许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

上海金融中心建设进程，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金融载体。黄泽民指出，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暂时还与我国经济总规模及外贸规模不相匹配，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处于较低位置。其主要原因是金融与资本项目还未完全开放，人民币还不是自由兑换货币。只有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实现独立浮动汇率制，才能为人民币国际化奠定制度性基础。

此外，金融科技应是所有金融市场参与者都必须重视的，黄泽民强调，央行数字货币是货币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它对社会经济活动将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必须慎之又慎！”

黄泽民，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大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曾任华东师大商学院院长；兼任上海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第十至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等职务。

谈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被赋予高期望及要求

《国际金融报》：黄教授，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今年陆家嘴论坛的议题，已是连续第3年围绕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如何评价这一现象？

黄泽民：上海是朝着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愿景前进，不同于普通的金融中心，在开放水平及力度上均被赋予更高的期望及要求。从这一层面而言，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进程，具有高跨越性、高难度性以及高标准性。

近年来，上海凝聚多方共识，在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方面，凭借一批新举措、新方式、新路径，助力金融改革及开放的程度渐趋增强，取得了多项位居世界前列的成就，同时也积累了诸多有益的经验。

对比国际金融中心与普通的金融中心，两者互有联系，概念不尽相同。一般来说，国际金融中心对国际化及开放程度有更高的要求，主要可通过几个方面来衡量：

一是非居民在交易参与方中占有较高的比重；

二是非居民与非居民之间进行金融资产交易的活力较高；

三是外汇即非本币交易规模占有较高比例。

因此，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金融与资本项目的开放是重要的层面之一。

同时，“中心”二字力求体现集聚、周遍之意。因此，金融中心需要有品种齐全的金融要素市场，满足及匹配不同金融产品和业务的交易需求。比如我们的股票市场，配有多元类型的衍生品市场，品种丰富；从板块来说，我们拥有主板、中小板、科创板等细分门类，反映市场本身内在化需求，对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进行资金支持。

金融市场的发展，在完善及丰富品类的同时，还要进一步提高市场化程度。从宏观上来说，明确监管的底线及市场的界限，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在遵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市场的参与者可以更为自主自由地参与交易。

此外，金融机构作为微观经济主体，本身需要尊重市场，将提高经营及管理水平置于首位，为股东尤其是中小投资者负责任，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提升自身投资回报水平，创造更多价值。

谈科创板：退市或将成为一大挑战

《国际金融报》：科创板一周年之际，如何看待其面临的机遇及挑战？

黄泽民：科创板自设立以来，整体运行平稳，以较高的推进速度，实现从无到有的突破，为深化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巩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取得较为显著的成效。

这背后既离不开中国证监会的指导及支持，也是上海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积极努力的体现。尤其是高科技产业日益成为经济转型的重要方向，无论是内部换挡提速，还是抵御外部风险，科创板的重大历史使命及作用均不可小觑。

科创板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风险板块属性较为显著，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为解决高科技型企业融资难问题承担较为艰巨的任务。在制度设计中，科创板部分借鉴美国纳斯达克板块的经验，旨在培养并孕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实力的优质科技企业，让中小投资者同样能够分享到资本市场的改革红利。

能否下得了狠手，按照既往制度设计，将科技资质欠佳及长期盈利能力不济的企业及时清除，坚决执行退市机制，这对科创板未来或会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无论对于投资者，还是拟科创板企业，畅通且高执行力度的退市机制，皆具有较大警示作用。

此外，科创板作为试验性质的板块，初期应允许试错，积极向前迈步。作为新事物的科创板，有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遇到问题，积极面对、克服困难，解决问题，相关方面应以更大的包容性给予鼓励和支出，共同推进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

谈人民币国际化：

应提升金融与资本项目开放水平

《国际金融报》：当前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与我国经济规模不相匹配的原因主要是什么？

黄泽民：国际金融理论界把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称之为“后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或叫作“牙买加货币体系”。牙买加货币体系有三个重要特点：

一是世界各国的主权货币均为信用货币；

二是美元是世界本位货币；

三是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采用浮动汇率制。

在此货币体系下，一个国家的货币要成为国际货币，至少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庞大的经济规模，二是对外贸易规模比较大。以这两个指标来衡量，人民币已具备成为国际货币的基本条件。

人民币国际化始于2009年，历经十余年，应该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暂时还与我国经济规模及外贸规模不相匹配，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处于较低位置。其主要原因是金融与资本项目还未完全开放，人民币还不是自由兑换货币。

因此，为了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及与经济地位的基本匹配，在条件成熟的前提下，后续还需加快及深化改革，进一步放松外汇管制，稳步提升金融与资本项目开放水平，走向独立浮动汇率制度，保持持续的经济发展，助力人民币国际化地位进一步提高。

谈金融科技：

应得到所有金融参与者的重视

《国际金融报》：请您谈谈国际金融中心与金融科技中心的关系。

黄泽民：伴随互联网技术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整体金融活动包括金融投资及金融消费，无论是对微观经济主体，还是宏观监管层面而言，皆将科技视为十分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来推进。上海要建成金融中心乃至国际金融中心，科技金融必须要发展，且不能落于人后。

实际上，金融科技的核心在于计算机和互联网等科技的发展速度及水平。当前的金融消费者，在线上完成与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对接的趋势愈发清晰，操作态势愈发高频。金融机构的线下门店，单纯诉诸柜员等人力资本投入完成交易的情况逐渐淡化。同时，金融科技可以大大提升金融监管的效率及效能，应是所有金融市场参与者都必须重视的，再如何强调或也不为过。

从金融投资角度看，与传统的人工交易相比较，各种算法交易逐步展现其在交易中的优势，即使是人工为主的金融投资活动，也完全依赖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依靠各类辅助交易软件助力投资活动。随着金融商品标准化的发展，以及交易制度的变革，算法交易在金融投资中具有更为广阔的运用空间。

总之，金融科技已经贯穿于金融活动的各个环节，国际金融中心，必然是金融科技中心。

谈央行数字货币：

并非去中心化的加密货币

《国际金融报》：作为金融科技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一环，如何全面理解央行数字货币的推进？

黄泽民：央行数字货币是货币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它对社会经济活动将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中国央行法定数字货币与去中心化的加密货币相比，无论在货币的法定地位，还是在技术上都是不同的。

第一，央行的数字货币是主权信用货币。人民币作为主权信用货币的性质，不会因为央行发行数字货币有任何改变。

第二，央行数字货币确保央行的中心地位。货币发行权唯一性决定了央行的中心地位。因此，区块链的去中心化特点，既不适合央行的货币创造，与以央行为核心的金融监督体系的内在要求也是相悖的。

第三，法定数字货币采用的技术可以满足大规模快速结算的需求。

与纸币相比，法定数字货币可能存在巨大的风险。加密电子符号的核心是加密，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既然是密码，难免密码被破，一旦密码被破，伪造、篡改、灭失、复制以及非法转移等都可能发生。同时，如果认为财富也是隐私的话，在数字货币普及化之后，将没有任何财富隐私的存在。

此外，若电子货币之间的交易在电子钱包之间转移，大量的现金在银行体系之外流通，造成现金漏损，创造派生货币的能力有所降低，或还会带来货币政策效益下降等风险。

谈国际形势：

须持续加强对话与沟通

《国际金融报》：当前外围波动加剧，国际矛盾摩擦进一步升级，我国应如何应对？

黄泽民：疫情来势汹涌，对全球经济及金融市场造成巨大冲击。百年一遇的新冠病毒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是史无前例的，无论是宏观经济的管理者、各国货币当局，还是包括金融机构在内的微观经济主体，都没有应对这次疫情对经济冲击的经验。

我国经济原来就处于经济下行期，又遭遇疫情的巨大冲击，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更为灵活的货币政策支持下，各地复工复产速度都比较快，今年下半年经济企稳、恢复正常运行的可能性很大。最近，北京突发疫情，说明新冠疫情的复杂性，但是，北京反应很快，采取各种积极有效措施，相信很快能够控制住疫情，当然，不能掉以轻心。

当前，我国处于一个复杂多变的世界经济环境中，外部环境的变化，对我国经济发展有诸多不利因素。无论外部形势如何复杂多变，加强双边协商、多边沟通都是十分必要的。

记者 王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