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薪百万比比皆是，这2500个名校生，成了别人口中的“段子”
文 | AI财经社 亓宁
编辑 | 郭璐庆
2020年，“全民‘炒’基”把公募基金行业推上了历史高点，仅仅一年时间就募集了3万多亿元资金。
但对于许多新“基民”来说，他们对基金的知识近乎于零。根据中国基金业协会的一份报告，目前国内超过1/4的基民没有本科学历，近5成从未从事过金融工作。
于是，很多基民选哪只基金，最终是在看那个决定该基金的组合和投资策略的基金经理，他们是不是有名，过去的战绩够不够好。基金经理也因此正式走到了“聚光灯”下。
截至目前，在国内143家基金管理公司里，有2531位基金经理，管理着来自全国各地6亿多投资者（账户），接近22万亿的财富规模。
伴随着净值的起起伏伏，这2500多位基金经理也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谩骂和追捧
大部分情况下，连接投资者和基金经理两个群体的枢纽，是每个股市交易日在支付宝等第三方平台的理财账户里，跳动的一组组净值数据。
在今年春节之前，这些数据大部分看起来都很好，这是基金经理作为每一款基金产品背后的管理者，在A股4000多只股票中筛选、配置的结果。
基金按照投资标的类型可以分为股票型、债券型、混合型（又分为偏股和偏债）、货币型、指数型等。除特别说明，本文所指均为权益类基金，主要包括股票型、偏股混合型、指数型等，标的主要集中在A股市场。
2020年，很少有权益类基金经理的收益率为负值。
不少小白基民就是在这种诱惑下加入的。但今年春节之后，一切都变了，市场的持续大跌引起不少基金净值动辄20%的回撤，这种巨大的落差让很多基民手里的钱“失控”了，以前“崇拜”的基金经理好像“过了个年就出错了”。
图/视觉中国
基民们的失落无处发泄，便开始对准那些曾经被捧上天的基金经理，诸如“基金经理是渣男”、“赚了是X总，亏了就是X狗”等说法，不绝于耳。
基金亏损本来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因为“去年这场不同寻常的抱团行情实在太好了”，而这场大跌首当其冲的也是参与抱团的基金，一些基金公司和基金经理开始罕见地向投资者道歉。
如今，基金经理们对外变得发声非常谨慎。
“我们是想尽力‘保护’基金经理，给他们营造一个最适合专心投资的环境，但难免有时候也做不到，每个人都不是活在真空里。”作为一家明星基金公司的品牌负责人，安利坦言，在当前的舆论环境中她感到“压力很大”。
“如果不是已经交流很多年的熟悉的记者，我们一般不会敞开心扉去聊，”一位从业6年多的基金经理直言，“风险太大了，一句话可能就会对我的职业生涯产生致命的影响。”
每天就像“上学”
在外界看来，基金经理这个职业满是光环。极高的学历门槛、苛刻的晋升通道、动辄百万的年薪待遇，是基金经理通常被赋予的标签。
从学历来看，“清北复交外加上财和人大，其他学校进来确实比较难，简历太靠后都翻不到。”10年前，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毕业的杨松，靠着工科（本科）+金融的专业背景顺利进入一家头部基金公司，此后他像大多数前辈一样完成了研究员到基金经理的晋升。
跟外界想象的动辄千万的收入不同，基金经理的待遇没有高到惊人。
“研究员（月薪2-7万不等）刚升任基金经理大概可以拿到月薪5-10万，公司规模大的一般就高一些，奖金中位数是1:1（奖金是一年工资），如果是顶流可以达到1:4，这个跟相对收益排名挂钩。”杨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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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那几个顶流能拿到千万年薪，大部分基金经理还在为房子发愁呢。比起房价，基金经理那些钱也不算多。”杨松回忆，3年前基金经理的年薪中位数大概在200万元左右，只有少数到不了100万，“千万（年薪）也有，现在大部分头部基金公司招人都是千万了。”
在中国，见到一个基金经理不容易。他们大多数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CBD大楼里办公，不止一位基金经理用“上学”、“上自习”来形容日常的工作状态。
“每天就是两点一线、三点一线，跟普通的‘打工人’没什么区别。”管理公募基金不到2年的贺儒，每天的工作和大部分基金经理差不多：因为公司离家比较远，为了保证不堵车、有地方停车，他每天7点半之前会赶到公司；8点半之前会对前一天发生的新闻、最新的公告尽量做一个梳理；8:40开晨会，听研究员对调研的情况、重点新闻的分析总结，必要时做些讨论。
另一个行业沿用了十几年的惯例是，为了防止“老鼠仓”等违法违规操作，所有基金经理要在9点半股市开盘前上交手机，直到股市收盘。
交上手机之后，大部分基金经理基本就进入了“自习”状态，内容包括关注市场变化、做研究分析、听电话会议、卖方路演等。
“交易时间主要也是在做些研究，必要的时候做些交易，交易频率还是看市场成交量大小。”曾经任职于某头部基金公司的杨松回忆，“跟上市公司董秘、董事长交流也是重要工作内容，券商路演全天都有，偶尔会出差到上市公司调研。”
“一般大家都知道盘中不打扰，所以大部分接待活动都安排在盘后，如果确实在盘中有，也算是忙里偷闲。”杨松补充道。
“5点就能正常下班了。”贺儒表示，不管下班还是回家，都要做差不多的工作，包括看研报、新闻等。多位基金经理坦言，熬夜是业内常态，往往晚上12:00甚至更晚才睡。
“顶流”们在追求什么？
业内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基金经理面对的最大风险之一是踏空，也就是错过一波好行情的“上车”时点。这也是那些被定义“抱团”的基金经理“犯错”的根本原因。
“这么好的牛市怎么没挣到钱？”杨松指出，公募基金是基民把钱交给基金公司，基金公司再交给基金经理，所以是双重委托的关系，“基金经理要给基金公司和总经理交差的压力，跟中小学生‘学习使我妈快乐’差不多。”
而相对业绩排名就是另一个维度了。在大部分基金公司的考核制度中，相对收益要比绝对收益重要得多。一个基金经理所管基金在同类产品中的排名与奖金直接挂钩，如果连续3年排名处于后1/4，很可能就要被淘汰下岗。
图/视觉中国
这也意味着，在抱团行情中积极参与才能不输给同行，行情结束时“抢跑”更容易控制相对损失，尤其在年底甚至会出现“多杀多”的现象（即基金经理之间针对各自持仓互相砸盘），这明显会加剧市场的波动，但不是谁都能掌握这种上涨、下跌的时点。
“投资是一件很专业、很理性的事情，基金经理、基金公司其实并不具备择时的能力，基民买基金要长期投资才能赚到钱，基金经理也应该都成熟一点。”已经在基金行业做了14年的安利，对这种猜测表示不以为然。
拿过金牛奖（基金行业的奥斯卡）的杨松也承认这种现象确实存在，“但大多数是不看排名的，可能只有前五名或者前十名会比较受关注，后面的排名区别不大，所以不会关注更不会去砸盘，这些天天变的东西他们也无能为力。”
那基金经理每天在关注些什么？AI财经社和几位重仓风格不是抱团股的基金经理聊了聊，他们给出的答案大概是“不会去赚能力范围之外的钱”。面对不断“泡沫化”的行情诱惑，他们的选择是控制回撤。
赵旭所在的基金公司更注重长期业绩考核，他认为本金的亏损远比踏空的影响恶劣，“比起跟风，我更愿意相信常识，PB、PE这些指标一定有它存在的道理。”从去年年底开始，赵旭就开始买入银行、顺周期的低估值股票，这类持仓的基金在春节后的表现都很亮眼。
“也会痛苦，但1800元/股以上的茅台已经不在我的掌控范围之内。”在抱团股疯涨的时候，看着自己管理的基金收益大幅落后，赵旭也会失落，“但基金经理不只是需要投资的专业能力，更需要情绪的把控能力，短期的波动不能太在意。”面对市场的不如意，赵旭有时候会选择关上电脑。
邱亮2007年进入基金行业，至今担任基金经理超过6年。经历过2008年、2015年、2018年的牛市和股灾，见过狂欢之后的一地鸡毛，面对市场波动他能够更淡定一些。“一般对抱团不太参与，有些（股票）实在是太贵了。只能依赖市场情绪去推动，这个不确定性太大了。”
事实上，机构“抱团”在市场上并不新鲜，按照招商证券之前的统计，在A股历史上，2006年以后大概出现了四次非常著名的“抱团”，分别是2007-2009年加仓并抱团金融地产，被称为“金融的黄金时代”；2010-2012年加仓并抱团消费，即“第一次消费抱团”；2013-2015年加仓并抱团信息科技，即“移动互联网浪潮”；2016年至今，则是“第二次消费抱团”，持续加仓并抱团消费。
在贺儒看来，“以前是做专户绝对收益的，现在做相对收益需要一个转换。”但对于是否喜欢跟风抱团，他认为这与年龄、经验并不是绝对相关。相比更年轻的贺儒，邱亮2007年进入基金行业，至今担任基金经理超过6年，经历过2008年、2015年、2018年的牛市和股灾，见过了狂欢之后的一地鸡毛，面对市场波动他表示确实会更淡定一些：“一般对抱团不太参与，有些（股票）实在是太贵了，只能依赖市场情绪去推动，这个不确定性太大了。”
历史也证明，只靠抱团并不能获得长久收益。杨松回忆，自己刚入行时一位因为抱团小盘股同类排名第一的前辈，后来因为接连踩雷直接被淘汰下岗了。
光鲜是表面的
贺儒所在的基金公司共有20多个内部研究员，他们按照不同的行业条线分工调研、写报告，为全公司的基金经理提供服务，也有一部分KPI“掌握”在基金经理手中。
“研究员都想成为基金经理，都到研究员这一步了，”杨松表示，“整个基金公司的人都想做投资，因为基金经理光鲜啊。”
“但是目前研究员的考核还没有一个普遍的标准，每个公司都不一样，也都不完美。”杨松补充表示，研究员的业绩考核一方面是为基金经理提供的服务，也就是研究的转化率；另一种更客观，主要看研究的质量。但对基金经理来说，更多还是需要自己去做研究。
除了分化明显的薪资，明星基金经理往往也能得到更多的资源支持。邱亮对AI财经社直言：“这个行业其实很残酷，分化很严重。”
“谁业绩好、流量好，研究员就都围着他转，这是必然的，反过来很多基金经理没有研究员支持。”杨松透露，在基金公司内部，基金经理之间的落差也会很大，“基金公司也希望趁机加大宣传，一些流量好的基金经理就要分散精力去配合。公司除了基金经理其他人基本都是负责做规模的，KPI在那里也没办法。这也是很多基金经理跳槽的原因，包括奔私（去做私募）。”
在这一点上，也有业内人士向AI财经社吐槽：基金经理为什么越来越难做？其实是因为，基金公司在“割韭菜”的时候把基金经理也“收割”了，如果真要道歉也应该是基金公司去道歉，那么高点当初那些新产品就不该卖。
但事实上，只要市场行情好，基金公司就会想方设法抓住时机发产品，如果有明星基金经理的人气就更好了，因为市场规模就那么大，“你不发总有别人会发，规模越大挣得越多，话语权越大，无论是吸引人才还是客户都有优势。”
“我们只是外表看上去光鲜，其实每天如履薄冰。”贺儒这样形容每天的心理状态。
贺儒所在的公司，基金经理的工位和一般的白领没有太大区别，大家都是一个挨着一个的小单元，基金经理之间也会像普通同事一样经常交流，包括一些“段子”。
对于网络舆论和那些针对基金经理的段子，贺儒表示，“我们就保持日常的状态，不会受到明显影响。”贺儒所在的工作群里，经常有同事晒出在公司配备的健身房里的“战绩”互相PK，这是他们日常排解压力、放松的主要方式。
“还有带娃。”在贺儒的生活中，带娃已经成了一种“娱乐方式”。在与AI财经见面之前，杨松也是在陪孩子，“不做基金经理之后时间比以前宽松了一些，以前确实陪的不多。”
在不少基金经理看来，投资是一件非常消耗时间的事情，也需要一定的天赋。
“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做投资，基金经理其实跟医生、老师差不多，只不过他们针对的圈子还小一些。”杨松说，“如果非要说基金经理有什么特殊的地方，那就是‘为大家办事’，一只基金可以影响上百万人，所以更需要勤勉尽责和专业性，但确实也有‘混日子’的，不思进取的。”
“一旦被贴上标签就很难切换了，因为行业的潜在要求是把手中的资产做到极致，而不是切换赛道，”姜浩也表示，“切换好了是应该的，但一旦没做好就会被骂得更惨，所以不排除有些基金经理能力圈会有缩小。”
看到段子之后
可以说，张坤是当下最有名的基金经理了。
此前，因为重仓白酒“出圈”的易方达基金经理张坤，实现了翻倍收益，也在去年成为第一个管理规模超过千亿的基金经理，“不追蔡徐坤追张坤”、“张坤粉丝后援会”一度成为网友调侃的话题。
但进入牛年，白酒等抱团股崩盘，“小甜甜”瞬间变成了“牛夫人”，张坤随后也成了许多投资者口诛笔伐的对象。但他并不是第一个遭受如此待遇的基金经理，重仓科技的诺安蔡嵩松、广发的刘格菘此前都经历了一轮舆论“过山车”。
在半个月之前，杨松还对基金经理“抱团”、加剧市场波动的看法不以为然，也像大多数基金经理一样，说“抱团”只是一个现象、结果、标签，基金的参与并不是原因。但最近他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基金经理确实是喜欢追涨杀跌，无论是做多还是做空情绪都是最强烈的，私募和保险这类机构（追涨杀跌）意愿也弱一些。这跟资金的属性有关，还是资金双重委托的逻辑。”
但对于网络舆论的发酵和反转，杨松认为这只是互联网时代的一个特征，而基金经理本身就是一个“卖艺”的商业模式，所以大家才会“像关注明星一样（关注基金经理）”。杨松认为，“大家都是乐呵乐呵，基民不会当真，基金经理也不会当真，‘神化’更不可能。”
基金经理对于被娱乐化的态度并不一致。姜浩认为：“不管舆论是怎样的，都属于中性的，大家都来关注、都来买是件好事，但对于小白来说还是要做好引导和陪伴。”
除了例行的调研、策略宣传、新产品宣传，在大部分明星基金经理拒绝接触媒体的时候，姜浩还是坚持一个月甚至半个月的活动出席频率。“主要是想做更多的引导，高位的时候提示他们要冷静，下跌的时候提示他们理性，不要因为一窝蜂回撤，加剧本来不必要的波动，让他们知道这是一件‘互相伤害’的事情。”在最近一次活动的间隙，姜浩对AI财经社表示。
贺儒表示，自己不主张、不倡导娱乐化，“毕竟拿的是投资者的真金白银。”在此之前，网上传出部分明星基金经理要“组团”参加《天天向上》，中基协不得不出面，明确禁止投教宣传娱乐化。
安利所在的公司就有一位当下关注度极高的“明星基金经理”。她对AI财经社坦言：“每个人都不是活在真空中，基金经理一般会选择主动屏蔽这类干扰。”对于市场风向变化带来的净值下跌，安利表示，“只有在真的看错一只股票的时候基金经理才会去改变，一个情绪会被持有人绑架的基金经理，是不合格的。”
对于中国基民来说，相比情绪化，当下更需要做的可能是增加基金基本知识。
图/视觉中国
“基金赚钱基民不赚钱”的现象还在持续，支付宝刚刚发布的《一季度基民报告》显示，持有基金3个月内的投资者超过7成亏损。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基金公司、营销机构、基金经理与基民共同的努力，不管是规模盲扩、营销乱象的整治还是投资者教育，都是任重而道远。
“希望能把这个意愿（帮我）传达出去。”在与AI财经社的交谈中，几乎每一位基金经理都强调了对投资者教育的期待。
安利对AI财经社表示，一旦舆论真的影响到一个基金经理，对投资者来说肯定也不是好事。
为了让基金经理更专心地做好投资，各家基金公司对部分明星基金经理的对外发言与采访做出了比以往更加谨慎的“保护”。前期站上舆论风口的一家基金公司副总经理对AI财经社说，“我们还是想让基金经理更专心地去做投资，这是对客户的负责，也是对投资者的负责。”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所有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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